黄梵

读也斯先生的散文，会让人有突然不再眼瞎的醒觉。此前我读过他的《在柏林走路》一书，他的学识、谦逊、爱港的拳拳之心，让他能看清香港诸多文化问题的答案，其时人已在德国。他盛赞德国时，很难不想到香港文化的欠缺。就连在图宾根参加“闻一多研讨会”，也带给他世界主义的感触：“异乡的评论和演绎令我们反省：很难再狭隘地说只有中国人才懂中国文学，反而应该珍惜跳出狭隘观点的交流……”他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矫正香港文化的一代先驱。他早年是对夏宇等台湾诗人产生了影响的香港诗人，其第一本诗集署名梁秉钧。关于他的诗，于坚去年在南方都市报上写过一篇夸赞文章，他内疚先生这么好的诗，他竟“发现”得这么晚，他俩本该一见如故。德国比中国大陆更早发现先生诗作的好，继邀请北岛、顾城、杨炼、舒婷之后，德国国际文化交流署把发现好诗人的目光，转向了先生。上述《在柏林走路》一书，便是先生那次作为诗人受邀访德的成果。考虑到诗是先生早年创作的核心，我用诗的眼光看待先生后来的散文写作，也就合情合理，并不为过。打个有点抽象的比方，诗之于先生其它体裁的写作，犹如泛神论者的神之于万物，哪怕捡到一朵落花，他们也会对潜入了落花的神性恭敬有加。

诗是先生散文中看不见的灵魂，这本《山光水影》便是极好的例子。如果说这些短文的精短，不只是因为报纸专栏篇幅的限制，也取决于这些短文具有的诗心，一定会有人质疑我。但我想说，这些短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先生选择了一种诗性语言，这种语言的根本智慧在于克制，和对悖论的迷恋。“小岛睡了。小岛并没有睡。那些躺在门前帆布床上的人静了，但还有我们，还有这场凌晨三时半的雨。”（《长洲，凌晨三时半的雨》）“对事物知与未知之间，生活一切还不曾固定下来的那些光阴是最美的，但也是最充满焦虑的……就像这个雾的故事。”（《雾》）“没有事情是完美的，当风在外面怒吼，而这是你在黑暗世界上唯一的营，你会珍惜枯枝的火光、吵闹的笑语。”（《风中的营》）先生善于把事物的两面拉入短文，同时打开正反，来产生悖论似的妙趣。这不是无关宏旨的策略，恰恰是先生从诗继承的最妙的思维，使得他总能看见事物的“另一面”。“另一面”之所以被人们忽视，是因为它不只是客观物象，身临其境也未必能看到。这“另一面”来自诗人的主观凝视，若无一颗比常人深的诗心，“另一面”就会雁过无痕。在《晒太阳的方式》中，先生不会略过正常晒法，但人群中隐着一个少女的胆怯晒法，也没逃过他那双被诗训练的眼睛，“双脚却是暗灰色，那是因为她穿了丝袜……这双灰暗的腿，像两头臃肿而犹豫的野兽，试探地爬上前面低低的铁栏，举起头，笨拙地转动，初次尝到阳光的滋味。”在《早上的事》结尾，先生写道：“我忍不住想：我这样体谅机器，机器也会同样体谅我吗？清风哗笑着在我头顶经过。”诗心不止令先生始终难舍事物的两面，使他看得更远、更多，也让他心有旁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