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的中国情怀有目共睹。甚至说，由于他的爱国出于至诚，他的民族主义从个人出发，所以他的言行比之德高望重的海外科学家、历史学家的客卿言论更让人信服、感动。在这方面，他比那些脱口秀者们更近于传统中国人的知行合一，他示范了一种现代公民做人的道理。

作为一介书生，唐德刚并不迂阔，他并不赞同胡适老师“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近百年的美国史上，华侨所受的苦难远在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在美国的发展进程中，有着华人的巨大贡献。除了给华人社区服务，在学校开设“亚美学”课程，他还梦想着设法把百余年来，美国各级法院所保存下来的有关华人诉讼的案情和判例中，华人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实例，做个通盘的整理和研究。

他不像一个传统的书生。他不惮于行动。他参与发起过全球性的征集一亿人签名的坚决要求日本付清战争赔款的运动。他在1994年7月台北师范大学召开的“日本侵华百年——华人对日索赔国际研讨会”上，作《纪念抗日，对日索赔》的长篇演讲，着重指出，关于战争赔款问题，按国际公法历来就有对国家赔款和对民间赔款这两个部分，过去的中国政府仅仅是在对国家赔款的这一部分上，作出了姿态，但是民间要求的战争赔款问题，历来没有个说法，我们必须对日本清算这笔民间的旧账。他还提议每年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举行纪念受难同胞追悼会。当台独分子问他同意不同意台湾独立的主张，他激动地说：“台湾独立的问题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话没说完，“咚”的一拳，鲜血就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这样的例子太多。这种现代社会的公民参与，缘于唐德刚健全的现代人格，他不自卑也不自傲，不像传统中国学者那样要么做圣贤君子固穷，要么做小人“穷斯滥也”。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交流沟通能力，是传统中国学人所欠缺的，也是“传统的经院学人”所欠缺的，他们要么只有笔才、口才，进行所谓“书斋里的革命”，要么“不学有术”，热衷于“校园政治”。如我见过林毓生先生，林先生木讷若不能言，自称讲课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