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唐德刚的人生成就高于他给我们说过什么。他一生的写作收获虽让人羡慕，但我们更应该看重他给我们示范的东西。除了做人的道理，即使治学方面，他也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榜样。

唐德刚是个才子，但在他的写作里，我们明显感到他有着厚重的支撑，因为他对材料的占有、熟悉和同情是一般才子雅不愿为的。哥大享誉世界的口述历史研究之所以为人推重，因为这种研究确实在挑战研究者们的心智。它需要奉献、牺牲，需要不计回报地投入。

比如，他跟胡适在一起，他要帮胡适借书、查书、录音、整理回忆录，也开车载他外出购物，处理杂事，还要时不时地叫上一帮小兄弟陪师母打麻将，还要在十几年中听胡适的“老生常谈”。《胡适口述自传》先是以英语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俩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今天大陆学界正流行口述自传，但能传世者几希？个中原因，大概可以从唐德刚的工作状态里找到一二。比如跟顾维钧做口述研究时，每次访谈前，唐德刚都要检索有关文献档案，包括顾维钧分储于三十七个大木箱之内的各种文件。顾维钧亦如此，每次口述之前，他先查阅有关部分的文件资料，思考再三形成腹稿后才开始口述。一次，顾维钧口述时把“金佛郎案”当中的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更正了他的错误，顾维钧不服，表示“事如昨日”，不会有误。而唐德刚则拿出顾维钧当年自己签署的有关文件，再次反证，顾维钧才服输：“唐博士，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

这种严谨，难怪最先指派跟顾维钧做访谈的夏连荫女士做了一段后，嫌太忙太累，辍工不干。

唐德刚的口述历史研究，自称“沧桑”。比如他详说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记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而“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也煞费苦心。”他得让李宗仁分清“信史”和“野史”，要劝李长官多谈个人小事细节，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等等。等李宗仁能够配合了，他的访谈就变成两三个小时的正式访问加上聊到深夜的天南地北的“无记录谈话”。然后，在谈话之后的三两天内，他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来，送交李氏认可。李改动后，唐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色。完成两三章之后，他便停止访问若干时日，一人独坐，把两三章中文清稿，用心以英文缩译，甚或改组重写，打出英文稿后，再交李宗仁转请甘介侯先生以中英两稿互校，由甘说明或修正，再经李氏认可。唐取回稿子后，再作校订……

其中甘苦，可为外人道，难为外人领会。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如山积的历史叙述或口述历史文献里，更能从唐德刚那里受益。

严复曾说，“托都”（total）不行，“夭匿”又有什么办法呢？唐德刚以自己海外飘零的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有办法，他成就自己这个“夭匿”，自度度人。

我自己也曾为跟唐德刚失之交臂而遗憾过，我想过，要是早几年读到唐德刚的文字，我就会少浪费几年的光阴。我愿意引用一种说法来推荐他的历史写作：“那些连他的史书都没有读过的人真的是错过了，你们有没有被告知过：生活中有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脱颖而出，被我们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