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就是不好意思”

《文周》：重庆那次演出，要唱《董小姐》之前，你问观众“还听那首吗”，已经不想唱了吗？

宋冬野：首先，这首歌对我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然后呢，还是不好意思。这个歌儿呢，你唱得也不是特别烦，也不是说一定要放大自己的情绪“哼，我这辈子再不唱这个歌儿了”怎样怎么样的——在我这儿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没说逼哥不好啊。（笑）说到底就是不好意思。

《文周》：你这个“不好意思”，好像可以有很多种解释……

宋冬野：怎么说呢？歌儿没变嘛，一直都没变，你凭什么对它变呢？就像人一样，你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被他的某些行为所感动，多年以后，这个人还是没变，那你为什么要烦他呢？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文周》：你这样解释，听起来像是对歌不好意思——你觉得自己嫌弃它们，挺对不起它们的。

宋冬野：确实，确实有点。觉得挺对不起这歌儿的。

《文周》：“对不起”的情绪在你的歌里似乎也有所体现，比如《卡比巴拉的海》，“请你也把我遗弃在远方，让我承受那可怕的绝望”，似乎有一种自责在里面，想象着用某种方式去惩罚自己。

宋冬野：特别准确。还是自己性格原因吧，就是一个臭矫情的人。看起来好像不是很矫情，聊起天儿来也是“靠”、“去你妈×”那样，自己一待着就矫情了。

《文周》：怎么定义这个“矫情”？

宋冬野：想得多，心重。有点什么事儿就总琢磨着它，经常让自己陷入某一种情绪里面，比如说，莫名其妙地就烦躁起来了，对谁都是“靠”，来缓和自己的（烦躁）。其实解决起来还是很简单的，但是自己总是不愿意去面对好多事儿。比如说，我又想陪媳妇儿，又想去写歌，那我作为一个老板，完全可以说“我先走了”，但是我很难去这样说，一方面觉得不好意思，一方面我就是想在这儿待着。特别搞不清楚自己真正想干的是啥……这个是问题。

《文周》：是因为想要的太多了吗？

宋冬野：是因为想要的东西得到比较容易，比以前容易得太多了。其实更多事情还是钱能解决的，钱不能解决的事情我也不去憧憬它。比如我想干个酒吧，我就自个儿在家打打电话，联系一下装修什么的，过一阵儿来看一眼。咦？出来了！好简单呀。但是你又觉得特别没劲，对什么东西投入的感情都很浅，到不了能够触动自己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