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压缩、忽略不同的另外一种对十七年文学的处理方式，是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挖掘与对已有文本进行重新解读。这种处理方式以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代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渐高。之所以提倡“重写”，是因为当时大家普遍对已有的文学史著作不满意，因为当时的文学史著作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判多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视角，这在要求文学“向内转”、呼唤“文学自主性”的80年代自然是要受到批判的。“重写”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把文学史的评价标准逐渐移向文学审美领域”，“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及各种文学现象”，“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笔走龙蛇》，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旨在颠覆与重建，颠覆的对象应该是以往政治标准视角下的文学史著作，或者说颠覆的是以往史家价值判断的标准，重建的目标也是将政治标准置换为审美标准。对当代文学史来说，颠覆和重建的重点主要是在“十七年”文学。当时对文革文学和刚刚开始不久的新时期文学的争议相对较小。

但是，“重写文学史”操作起来却并非如此简单。难度首先在于，旨在颠覆以往评判标准的颠覆行为是否会牵连到对以往文学史著作描述的基本文学事实的颠覆？也就是说，虽然重写文学史力图颠覆的是旧文学史著作的文学史观，但新的文学史重建的基础是什么？比如，在文本选择问题上，如果它尊重旧文学史所选择的文本，那么这种重建先天的一个宿命就是它要部分地继承它本来力图颠覆的文学史观。因为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入文学史，这本身就包含了史家主观的价值判断，当然也就体现了史家的文学史观。反之，如果全盘推翻，重新选择文本，那么这种选择又面临着形成新的遮蔽的危险。陈思和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受到异议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在这部文学史著作中，陈思和先生完全推翻了以往文学史文本选择的惯例，“以往的文学史是以一个时代的公开出版物为讨论对象，把特定时代里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现象来讨论。我在本教材中所作的尝试是改变这一单一的文学观念，不仅讨论特定时代下公开出版的作品，也注意到同一时代的潜在写作……使原先显得贫乏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于是，在“潜在写作”概念的支撑下，作者挖掘出了一大批面孔陌生的文本，比如沈从文的《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绿原的《又一名哥伦布》、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等。作者将这些文本选入文学史的理由是：“虽然这些作品当时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发表，但它们确实在那个时代已经诞生了，实际上已经显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多层次的精神现象。”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