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有从旧社会接收过来的、曾经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文人、旧官僚，也有解放前就在革命队伍中担任过重要工作的党员、干部，既有剥削阶级出身的富家子弟，也有普通工农百姓的穷苦儿女。但是“既忠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学艺术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却是相对简单的。就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而言，它们对知识分子的想象，一般都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在“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类型化特征十分明显，那就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不革命（或中间）的知识分子，还有就是反革命的知识分子，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当时，“写中间人物”是不被提倡的，所以，“冷眼旁观”、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的不革命知识分子在作品中也是很少见的，更多的知识分子角色表现为要么革命，要么反动，很难逃脱“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模式。比如，《青春之歌》（杨沫）中的林道静和于永泽、《红豆》（宗璞）中的江玫和齐虹、《小城春秋》（高云览）中的何剑平与赵雄、《在大学里》（许以、道怡）中的苏凤、高静文与马良图、钱思九等等，均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代表。在这些作品中，革命知识分子成为作品着重表现的主要对象。但革命知识分子绝对不可等同于革命英雄。按照当时的书写规范，革命英雄是“高大全”、没有瑕疵的；而革命知识分子只有经过改造和成长，才能逐步走向完备，成长为摆脱了自身弱点的革命战士。文学作品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身份想象，主要来源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的定位。比如毛泽东就曾经说过：“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毛泽东在这里将知识分子群体整齐划一地分作三种类型：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周恩来在五六十年代就知识分子问题发表的谈话中，也多次使用了诸如“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等词语来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作类型划分。比如周恩来在1956年1月14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有如下表述：“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状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这些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在1962年3月2日针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再次指出：“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其二，革命知识分子的工农血统。虽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强调过，对待知识分子要“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应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成份、出身都像一张无法摆脱的巨网，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一切革命知识分子总要在千丝万缕间有一脉工农的血统，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建立革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的理论基础。唐克新的短篇小说《第一课》中的主人公小吴，是“职工红专大学”的业余教师，念过高小和初中，进过中等技术专科学校，但作者为他安排的另外一重身份却是工人，做大学教师只是兼职，并且在成为技术骨干之前，他过去是“像狗一样，整天钻在车肚里，睡在马路上”的“小加油”。《小城春秋》中的主人公何剑平也是出身于穷苦之家，父亲何大赐是未觉醒的旧式农民，死于宗族械斗。而《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的身世则更富有意味。林道静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林伯唐是大资本家，破产后和一个小姐私奔了，母亲徐凤英整日沉迷于吃喝玩乐，把自己的女儿林道静当作摇钱树，想叫她“嫁个阔佬”。万般无奈之下，林道静决定离家出走。紧接着，作者借林家佣人王妈之口，向读者讲述了林道静的身世之谜：徐凤英并非道静的亲身母亲，她的生母叫李秀妮，是被她父亲林伯唐强抢过来的良家妇女，被迫做了林家的姨太太，生完道静后却被林家驱逐出门，无路可走，投河自杀。在林道静后来投身革命的过程中，这一身份被多次提起，成为唤起林道静工农情感、推进主人公进行思想改造的潜在动因。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作家看来，知识分子的进步倾向，以至于最终走上革命道路，都必须有一个前提和基础，那就是对工农大众的血统的继承，否则就被认为是突兀与虚无的。这样，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和改造过程就有了一种回归的意味，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身份只不过是他们生命中一段暂时的疏离，最终的宿命都是要回归到本阶级的阵营中去。先天的、纯粹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资格也不会真正地成长和被改造的——这暴露了作家们意识深处的唯阶级论和唯出身论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