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6年开始，司徒雷登被派到杭州以北的乡村传教。“所至为杭州与湖州隶属各地，数百里中，无西人也。入乡村，起居饮食，与乡民俱，共话桑麻，并问礼俗，得悉民间生活与痛苦颇详。”[7]

作为区域牧师，司徒雷登负责的区域包括50个村庄和208名基督徒。他在自己的教区办起了《圣经》学习班，除指导学生研读《圣经》外，也传授社区服 务知识。这些地区，原来都是他父母昔日传教生涯中所到过的地方，因此，他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了如何主持教会的活动，如何先与中国民众交朋友，再向他们传 播福音教义。

司徒雷登的传教做法，在形式上与英国中华内地会的女传教士福姑娘很相似。福姑娘在杭州传教时，先对杭州的妇女们说：“我是来做杭州女人的，我吃你们 所吃之饭，穿你们所穿之衣，说你们所说之话，我们都是姐妹。”[8]福姑娘以她“入乡随俗”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不少杭州妇女的信任。后来，她嫁给了中华内 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司徒雷登和福姑娘的这种方法，是为实现《圣经》中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诲，他们都是要实现“在中国成中国人”的愿 望。

司徒雷登在杭州地区的传教过程中，还对传教的方法作过研究。他认为没有必要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抛弃他们固有的敬祖宗的习惯，做礼拜要讲究气氛，以适应中国教徒的实际需要。这些对传教方式的改良，以后也体现在他所创办的北京燕京大学的教育管理方面。

在杭州，司徒雷登除了布道以外，与他母亲一样，对办学、兴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1907年，他率先提出建议，由南长老会与北长老会共同合办育英书院，得到差会的首肯，并在六和塔一带购置土地建设新的校区，这所经合并改组后的学校就是杭州之江大学。

1910年，司徒雷登的二弟沃伦·霍顿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中国。1916年，他受聘为杭州之江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在杭州期间，还见过驻节杭州的浙江巡抚聂缉椝，他在《在华五十年》中写道：

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 大轿，由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他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 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9]

聂缉椝（1855—1911），字仲芳，湖南衡山人。副贡生。望族出身，其家族以“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一时。及至聂缉椝之父聂亦峰仍为翰林， 官虽仅至广东知县，然其乐善好施之举已是名声在外，所以“中兴名臣”曾国藩要将自己的季女曾纪芬许配给仅为贡生副榜出身的聂缉椝。

虽然科场不兴，但是聂缉椝凭着自己的努力做了上海道台，兼任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总办。后来，在浙江按察使兼杭州洋务总局督办任上，与日本驻杭州领事 签订了划杭城武林门外拱宸桥北，运河东一带700余亩（约合46.67万平方米）的土地为日租界的协议。最终在经过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浙江布政使 “三权藩篆”的历练后，于1903年9月迁任浙江巡抚。巡抚是管理一省军政的主官，正二品。1905年10月，聂缉椝因浙江铜元厂舞弊案而被解职。

司徒雷登在文中并未提及自己是哪一年见过这位巡抚大人的，但从司徒雷登1905年2月始抵杭州，而同年10月聂缉椝已“被劾开缺”，继任者张曾敭未到职前由浙江将军瑞兴兼任巡抚的情况来看，应为1905年10月前。这一年，司徒雷登29岁，而聂缉椝已50岁。

司徒雷登认为，这次在杭州看见浙江巡抚聂缉椝使他想起了他早年和晚年地位的变化。他继续写道：

但是，这位官吏的夫人碰巧是著名的军人兼学者曾国藩总督的女儿，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八十三岁上到北京访问，曾作为我的客人到燕京与教 师和学生们进行了亲切的会面。由于她父母的关系，她本人的学识以及矍铄的精力，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返回杭州之后，她送了我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借以抒发 她访问这所她久已向往的著名学府的情怀。[10]

聂缉椝之妻曾纪芬（1852—1942），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季女。她是聂缉椝去世以后衡山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聂氏的后人在进入民国以后，在上海 经办恒丰纱厂等实业致富，所以曾纪芬有“总督之女、巡抚之妻、巨商之母”的称号。晚年，她自号崇德，工书法。在其子、沪上实业家聂云台的影响下，曾纪芬由 信佛转而相信基督，而聂云台却在经历了实业挫折以后，由信基督改为礼佛。

司徒雷登在文中说曾纪芬住在杭州有误；实际上，曾纪芬住在上海，在民国年间沪上有颇为著名的聂家花园。1934年，时年83岁的曾纪芬北上北平（今 北京），访问燕京大学，并与燕京大学校务长（实行校长之权）司徒雷登会面。从儒生聂缉椝眼中的穷“夷人”到基督徒曾纪芬眼中的著名教会大学的校长，司徒雷 登认为这一切颇有戏剧性。

曾纪芬有17个孙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在传教士们看来，传教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有材料显示，司徒雷登在返回他阔别17年的出生地杭州后，曾在杭州冯氏女学和弘道女学任过教职。[11]

冯氏女学为19世纪末叶英国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女传教士玛丽·沃恩（Mary Vaughan）捐资2000金镑（一种含金的英国货币，类似于当时法国发行的金法郎）所建，设校址于杭州紫金观巷，迨1907年玛丽·沃恩女士归国度 假，建筑工程由她委托梅更(Duncan Main)医师主持进行。1908年，玛丽·沃恩返回杭州，因旅途辛劳引发宿疾，在杭去世。为了纪念她，遂定校名为“冯氏高等女学堂”（Mary Vaughan Girls’High School），而“冯氏”其实为今译“沃恩”的意译，以中国人的姓来翻译外国人的姓是当时的习惯。

冯氏女学于1909年开学，首任校长为沃恩的挚友巴恩斯（Barnes，旧译作巴罗以、巴路义）女士，学生仅有20人。民国三年（1914）改为冯氏女子中学，并附设国民学校。

冯氏女学开学之初的学生中，有两位是籍隶湖南湘乡的堂姐妹，系出名门。姐姐曾宝荪，（1893—1978），曾祖是曾国藩，祖父是曾纪鸿，父亲是曾 广钧。妹妹曾宝菡（1896—1979），父亲是曾广钧之弟曾广钟。宝荪于1907年来杭入浙江女子师范，毕业后再入冯氏高等女学，受校长巴恩斯影响，受 洗成为基督教徒。1912年随巴恩斯赴英国游学，时其堂弟曾约农已在英国留学，而伯祖父曾纪泽又在伦敦做过驻英公使，故对伦敦并不陌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伦敦大学理科学士，成为第一位获得伦敦大学优等学位的中国女性。回国以后，创办长沙艺芳女学（今长沙第十四中学），一办就是三十二年，一生以女子教育 为职志而着重女子完全人格的培养，是著名的教育家。她的座右铭是：“待人以慈祥，处世以淡泊，临危以镇静，持身以简朴。”宝菡在冯氏女学毕业后考取了杭州 广济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前身），后成为广济医院骨科专家，她也是基督教徒。

弘道女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于1867年创办的贞才女学、1899年美国北长老会创办的育才女学、1902年美国北浸礼会创办的蕙兰女学三校于1912年合并而成的，中文定名为弘道女学。

现在的问题是，冯氏女学于1909年2月始行开学，而司徒雷登却在前一年的1908年夏，就应南京金陵神学院之聘赴宁任教，举家迁往南京，又如何在 杭州任教呢？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的附录《司徒雷登大事年表》载，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南京金陵神学院停课，司徒雷登离宁返 杭，直至1912年秋才返南京。其间，他有可能在杭州冯氏女学任教。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司徒雷登属于兼课性质，往返于宁杭之间，但笔者迄今未获得这 方面的史料。

至于弘道女学，司徒雷登在弘道女学的前身贞才女学任教倒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它是由司徒雷登的母亲创办的，后来与另两所女学合并后成立杭州协和女子学校，上述都可以算作是弘道女学的前身。

1928年，弘道女学由美国三家创办团体移交给了中华基督教会华东大会和中华基督教浙沪浸礼会两所中国团体接办，并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 并附设小学及幼稚园，它的历史一直延续到1952年。位于学士路的校址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附设小学则是今天的行知幼儿园。

[1]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1页。

[2] 参见邵玉铭：《宗教与美国对外扩张主义：兼论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以来之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研究论文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3] 参见邵玉铭：《宗教与美国对外扩张主义：兼论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以来之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研究论文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4]《燕大友声》，第2卷第9期，1936年6月24日出版。

[5]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6] 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

[7] 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

[8] 参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9]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117页。

[10][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117页。

[11] 参见马时雍主编：《杭州的寺院教堂》，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