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大使馆内有三种意见：（1）南迁广州；（2）滞留南京；（3）回华盛顿述职。司徒雷登是积极赞成第二种意见的，而坚决反对第三种意见。 [33]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杜鲁门政府，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在对待中共及未来新政府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一项所谓“事实承认”与“法律承认”的初步设 想，当然这种设想是以中共和苏共的关系及其对美态度的演变为转移的。

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动作，中共方面十分关注。毛泽东1949年4月28日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并特地将在天津工作的燕大学生黄华调至南京，从事与留宁各外交使节的联络工作。

5月10日，毛泽东指示中共南京市委与华东局，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要“多听他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

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

5月13日，黄华以燕大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司徒雷登住所，学生和昔日的校长谈了近两个小时，司徒雷登和黄华对这次会面都留下了文字材料。会见中，司徒 雷登告诉黄华，他已接到美国方面的指示，让他与中共进行接触和会谈。他说，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南京军管会外事处进行第二次谈话，在这次以茶叙为形式的谈话中，增加了林克（燕大学生，后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傅泾波也在场。后来，黄华向上级作了汇报以后，乃有了通过陆志韦去函邀请司徒雷登北上之议。

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欢迎司徒重访北平燕京大学。司徒认为：“此时美国大使 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方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第一步是我留在南京）。”[34]

也就是上述司徒报告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耐人寻味的是，宣布“一边倒”政策的同期，恰恰是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来北平之际。

7月2日，美国国务院回复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在目前形势下赴北平。

其实，司徒雷登留驻南京，与中共方面接触的路线，除了“黄华路线”之外，还有“陈铭枢路线”及“张东荪路线”，与民盟的罗隆基和国民党和谈代表李蒸也有接触。陈铭枢是北伐名将，汀泗桥、贺胜桥之役，所部被誉为“铁军”，时为民革的领导人。

1949年6月10日，司徒雷登与陈铭枢及其助手罗海沙会谈了将近4个钟头，并共进了晚餐，司徒最后将四个文件交给了陈铭枢，旨在说明与美国保持关 系的重要性。而此前南京易手前的3月22日，司徒在南京就与陈铭枢的助手罗海沙有过三小时的长谈。3月25日，司徒又偕傅泾波和罗海沙冒着恶劣的天气乘专 机离宁赴沪，在友人家中又与隐居于此的陈铭枢及罗海沙会谈三小时。次日，又密谈三小时，参加者还有雷仲仁（雷洁琼弟）。6月3日，罗海沙又专程自沪来宁， 转达了陈铭枢的口信：陈将于北上北平之前亲来南京拜访司徒。

陈铭枢到达北平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了他，并进行深入交谈。7月9日，陈铭枢自北平抵南京，又来到司徒处，带来一份备忘录和两份附件，并向司徒解释了中共“一边倒”的政策。司徒说，陈的来访，“逗留超过四个钟头”。[35]

陈铭枢在民革内部，是以敢言出名，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在苏美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关系，后因1957年的《上毛泽东书》而被打成右派。

“张东荪路线”的主角张东荪是燕京大学教授，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过贡献。1949年5月28日，司徒雷登在手记中写道：

由柯鲁伯转给回复张东荪的信，请他在7月20日前到来，我再三地把他信里提到的消息要旨报告国务院。[36]

柯鲁伯是前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北平易手后，他也一直留在北平，并与张东荪及子张宗炳，还有罗隆基、周鲸文等保持接触，直至1950年4月才回到美国，随即发生了“张东荪案”。

“张东荪案”至今仍是一个谜，林孟熹先生已经有了合理的推测，而真相的解密则有待于相关档案的开放了。

总的来说，司徒雷登与中共的分歧是明显的，而且这种分歧是不可调和的。中共基于意识形态及反帝性质的革命特点，对美国并无幻想，而是认为新中国只有 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可行之路，对付美国，则运用一种娴熟的策略，而这种策略，据说最初也来自斯大林。司徒雷登与黄华5月 13日、6月6日的谈话，傅泾波与黄华5月17日、5月31日、6月8日的谈话，俱为毛泽东所掌握，并且也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和建议下进行的。有学者认 为，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实际上既非司徒雷登所主动，亦非中共中央的主动表示（尽管司徒和中共双方，都将对方视作主动），而是傅泾波个人的设想：

对照当时美国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和南京办事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可以看出傅泾波在司徒雷登和黄华中间经常捕风捉影地传递甚至制造一些假消息。比 如，他曾多次向黄华谈到美国国务院有意让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多次谈到美国国务卿表示司徒雷登可以先回美国做短期停留即返北平协助国务 院做中共工作。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已经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中是不存在的。甚至，到了7月21日，司徒雷登正在办理离境手续之际，傅泾波又一次向中共 传出美国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消息，但中共方面不仅对此已经不感兴趣，而且对傅也再无信任可言。中共中央甚至警告傅，日后切忌不要“招摇撞骗”。 [37]

按照林孟熹的说法，傅泾波这样行事的目的都是为了“先斩后奏”，促成司徒赴北平，并与中共高层接触。[38]然而事实上，中共之所以同意司徒雷登在他拟返美前十天来访北平，目的只有一个：分化蒋美。这就意味着，司徒即便真能成行，也绝不可能达到他所预期的结果

作为传教士出身的大使，司徒雷登在做法上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他是一个教育家而非政治家，因此书生气十足，以为通过他个人的关系，就可以影响中共的 政策。比如，他请罗隆基向周恩来传话，说只要中共不成为苏联的附庸，他可向美国政府建议贷款60亿美元，以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就是明显的例子 [39]。他对中国真的有很深的感情，他甚至想在返回美国停留一段时间以后，重新返华，并请求美国国务院拟出他“重新返华而又不违反国际惯例的某种方 案”。

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涯打上了悲剧的印记。

[1][美]肯尼斯·雷等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尤存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2] 闻一多：《最后一次的演讲》，《闻一多全集》第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另见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7页。

[3] 参见雷震：《张君劢先生与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制定经过的回忆》，《张君劢先生七十寿庆论文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6辑第95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4] 《司徒致国务卿》，1946年10月9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1页。

[5] 《司徒致国务卿》，1946年10月9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3页。

[6] 《司徒致国务卿》，1946年10月15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4页。

[7] 《司徒致国务卿》，1946年10月31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1页。

[8] 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9] 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04页。

[10] 《司徒致国务卿》，1947年1月23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52页。

[11] 张君劢的演讲计十讲，内容为：1、国家为什么要宪法？2、吾国宪政何以至今没有确立？3、人权为宪政基本；4、国民大会问题；5、行政权；6、立法 权；7、司法独立；8、民主国政党；9、立宪国家财政；10、朝野上下之大责任。汇集成书名为《中华民国宪法十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13]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2月23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156页。

[14] 《司徒致中国人民书》，《申报》，1948年2月20日。

[15] 《司徒致中国人民书》，《申报》，1948年2月20日。

[16] 张朋园：《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选举（1947—1948）》，《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35期， 2001年6月，第185页。

[17] 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18] 参见《国大毕竟开了》，《观察》，第4卷第7期，第10-11页。

[19]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记录》，1947年11月12日，《近代史资料》总9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20]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记录》，1947年11月12日，《近代史资料》总9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233页。

[21]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记录（一）》，1947年12月25日，《近代史资料》总9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22]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5月14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08页。

[23]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5月3日、14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02、208页。

[24]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5月15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11页。

[25]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5月26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20页。

[26]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7月16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36-237页。

[27]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10月14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48页。

[28] 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页。

[29] 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页。

[30] 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中国近代通史》第十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2页。

[31]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10月26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53页。

[32] 《司徒致国务卿》，1949年3月10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284-285页。

[33]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

[34] 《司徒致国务卿》，1949年6月30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07页。

[35] 美国傅氏：《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香港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36] 《司徒致国务卿》，1949年6月8日，《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303页。

[37]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注42，《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可访问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

[38] 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39]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中国近代通史》第 十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8页。然二书在贷款数目上有差异，叶著为60亿美元，而《通史》为20亿美元，此从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