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令人担忧害怕的事情无处不在。白天走路害怕碰到领导，晚上走路时害怕掉进没有井盖的下水道。回到家里害怕突然从老家来电话。老家里没有电话，就是母亲和姐姐、哥嫂们基本上一切平安。一有电话，肯定不是哪个亲人身体不好，就是哪个亲戚在镇上做生意，一天挣了七八块钱，因为不想报那五块钱的税，被人家罚款五十元，五十元拿不起，和人家讲理时嗓门又大，大得和吵架一样，这样，就被关进了派出所或者公安局，再不拿钱就有可能要被拘留逮捕了。反正老家一来电话，准是这样叫你担心、害怕的事。担心与害怕充斥着你的日常生活，见缝插针，无处不在，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日子。这是日常的、零碎的一面，也是更为具体的、物质的一面。更大的，来自精神方面的不安和担忧，其实就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恐惧。

我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人。20年前，我父亲因为哮喘病、肺源性心脏病，死在我的怀里，吐出的最后一口血流在我的手上，从此死亡就每天缠绕在我的头脑里。父亲死后，母亲和哥哥、姐姐们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可我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害怕，竟连续三天脑子里一片空白，哭不出一声，掉不出一滴泪来。

直到第二年从部队回家探亲，我家里空无一人，只有我面对着父亲骨瘦如柴的照片时，才掉出了眼泪。我是因为害怕死亡才写了那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讲了一个人与死亡抗争而无奈的故事。我希望能通过写作，在我的后半生中，对无处不在的恐惧形成一种抵抗。

我已经四十多岁，有过许多经历，目睹了太多的爱情的虚假，对虚假的、逢场作戏的爱情感到一种真实，而对所谓崇高的爱情感到一种敬畏和害怕。因为有一种对崇高的恐惧，就写了《坚硬如水》，讲了一个严肃的、革命的“爱情故事”，借以排遣自己对爱情与革命的敬畏和害怕。我因为腰椎、颈椎长年有病，东跑西颠，四处求医，十几年不愈，就总害怕自己有一天会瘫在床上，成为一个残疾人，所以又写了一部有关人类残疾的长篇小说，叫《受活》。还有《年月日》对恐惧寂寞的描写与抵抗，《耙耧天歌》对疾病的恐惧与抵抗，如此等等，我想我近年的创作，都与恐惧相关。

直接的、最早的构思与创作的原因都是来自恐惧，或者说惊恐。生活中有了某种担忧，这种担忧到一定时候，就写一个短篇借以排遣和对抗。有了害怕，害怕到一定时候就写一个中篇，借以排遣和对抗。对某一件事，某一类事，某一种情绪、精神、状态感到长期恐惧，越恐惧越想，越想越恐惧，长期、长年忘不掉，无以排遣，那就写一部长篇借以排遣或对抗。

小的时候，我在农村，在山区老家，走夜路特别害怕，尤其是一个人走在半夜的坟地边上，害怕得心惊胆战、毛发直竖。怎么办?就大声地唱歌，大声地喊，借此给自己壮胆，以走过那一片山脉上的坟地。 现在写小说，也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假借写作，以度过人生与社会的一片又一片令人恐惧的墓场。

少年时候，我最崇拜三样东西。一是崇拜权力，朝思暮想当一个村长或村支部书记。那时候，每天上学或星期天出门上工干活，都能看见我们村党支部书记家的女儿站在马路边上吃馍。她不是吃馍，她是向世界展示她手里的馍，展示她爹手里的权力。因此我就崇拜权力，想长大了当村支部书记。二是崇拜城市。19岁时，第一次坐120里路的汽车去河南的洛阳，看到洛阳的楼那么高，姑娘们那么漂亮，我就渴望这一辈子能娶个城市姑娘做老婆，能住到城市的高楼里，而且是住得越高越好。三是崇拜健康，用现在的话说叫崇拜生命。因为我从记事起，看到的就是我们家每天为姐姐求医问药，姐姐病没好，又为父亲求医问药。总之，似乎家里一天也没少过病人，因此，就从小渴望自己长大后有健康的身体，盼望自己最好一辈子连感冒也不得，能够永远活着，长生不老。

可是现在，连这三样我自小为之努力奋斗的东西都已经成为我的恐惧。崇拜权力——现在四十多岁了，回到老家，却还害怕我们村的村长，老远见了就忙着给他递烟，笑着和他说话。崇拜城市——却在城市的大街上害怕警察朝自己敬礼；躲到小胡同里走路，害怕从小胡同里窜出来一个干部子弟。崇拜生命，崇拜健康——却偏偏自己一身的毛病，毛病不大，可它总让你想到残疾与死亡。

说到底，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脆弱，对女人来说，会导致多愁善感，对男人，会导致杞人忧天，变得神经质、偏执狂、精神有问题，对大事小事、该的和不该的都产生恐惧感。

抵抗恐惧，这大约就是我目前写作的理由，就是我为什么写作的依据。

今天所谓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同学们!

2003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