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生子以后的胡适有了家累。然而，就像杜威夫人所洞察的，胡适“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去妨碍他的事业的”。对胡适来说，事功诚然第一。但事功与爱欲并不必然是互相矛盾的。事功与爱欲可以并行不悖，只是必须能拿捏其间的轻重缓急。就像他对陈衡哲所说的：“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1921年9月16日是中秋节。胡适在日记里回想他几年前在《四月二十五夜》里描写的月亮：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愁，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朝云遮密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然而，好不煞风景的他，从中秋之月，急转而下，硬是要插一句按语：“行乐尚需及时，何况事功！何况学问！”③这就是胡适及时行乐但不忘事功的人生哲学的最佳写照。

正由于胡适能及时行乐，又不忘事功，所以他才能在成功之余，有他灿烂的一生。胡适从1917年回国以后，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在往后的十年里，他如日中天。他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就像我在《璞玉成璧》的《前言》里所说的，“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能带领一代风骚、叱咤风云、臧否进黜人物者，除了胡适以外，没有第二人。作为一代宗师，他订定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还从根本上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味；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者，他塑造了舆论；作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透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站在顶尖的地位。”

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宗师，胡适又是一个处世圆通、人见人爱的社交明星。1934年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Critic)发表的一篇《胡适小传》形容得很好。这篇小传的作者说，胡适不是一个骑士，却有骑士的风范。在施展那些无关痛痒但又绝对必要的“轻声细语”(airy nothings)的艺术上——它讨人喜欢，特别讨女士的喜欢——胡博士是个大师。他就是有本领让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感到自在。他可以对高傲的人假以辞色，让他们飘飘然，仿如身在云端；他也可以平等地对待笨伯，让他们觉得自己还颇伟大的。

这篇小传的作者是温源宁，他说：胡适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说他是哲学家、时论家、社交明星都正确。然而，单独使用，它们都只能说明胡适的一个面相，不足以彰显出他的多面性。这篇小传表示，要概括胡适，最贴切的字眼莫过于18世纪所特有的“哲人”(philosophes)。他说胡适就像伏尔泰(Voltaire)、达兰贝尔(D’Alembert)［1717—1783，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霍尔巴赫［Baron d’Holbach, 1723—1789，“百科全书派”成员之一］、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边沁(Jeremy Bentham)那些“哲人”一样：

他们都既有那么一点儿入世者的气味，也有那么一点儿学者的气息，还有那么一点儿干才的气象，更有那么一点儿哲学家的韵味。他们对宇宙的格局都有自己的定论；他们下笔都充满着干才所特有的乐观与自信；他们分析天地间林林总总的题材，笔调既权威又条理分明。不论对错，他们都有宣扬自己主张的勇气。在这群“哲人”里，胡博士绝对不是敬陪末座的一个。而在中国，我不相信他不会是独一无二的当代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