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譬如“三纲五伦”的话，古人认为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的社会很有点用处。但是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 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语了。有许多守旧的人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其实这有什么可惜？衣服破了，该换新的；这枝粉笔写完了，该换一枝；这个道理不适用了，该换一个。这是平常的道理，有什么可惜？

真理所以成为公认的真理，正因为他替我们摆过渡，做过媒。摆渡的船破了，再造一个。帆船太慢了，换上一只汽船。这个媒婆不行，打他一顿媒拳，赶他出去，另外请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做大媒。这便是实验主义的真理论。

无怪乎胡适喜欢“实验主义”！原来真理就像穿衣服一样，“衣服破了，该换新的”。何止如此！连“三纲五伦”、传统文化，都可以像“帆船太慢了，换上一只汽船”一样便当。如此说来，要改造中国文化岂不简单？“衣服破了，该换新的”，“帆船太慢了，换上一只汽船”。中国文化不中用了，“打他一顿媒拳，赶他出去”。我们大可“另外请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做大媒”，把现代西方文化请进来。

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实验主义的真理论！如果文明里的成分可以因为“不中用了”，就“打他一顿媒拳，赶他出去，另外请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做大媒”，那我们还需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吗？这种态度不就是胡适后来所批判的“目的热”、“方法盲”的毛病吗？胡适后来谆谆告诫大家，一定要采取“历史的态度”，必须了解学说有其发生的背景，西来的药方不能在还没研究以前，就胡乱地开给中国的病症用。胡适真正懂得实验主义以后，会一再地告诫我们，进步不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所能造成的，而是由研究具体的“问题”、找出对症的药方而达成的。这是他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里苦口婆心教导大家的理论。然而，在初诠实验主义的时候，胡适仿佛还站在他后来所批判的“主义”的阵营里。从这个意义来说，胡适一直要到撰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才真正跨进了实验主义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