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1921年11月1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

中国文化现况有一个最有意味的事实：不只是反动阶级，连保守阶级都没有一个思想上的代言人。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作家、每一个铿锵有力的影响都是开明派的(liberal)。由于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除了外交部以外，都是反动派与军阀控制的，这个事实就更有意味了。像这样子在政治上有控制力，在思想道德上却萎靡无力、几乎跟不存在一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找得到第二个例子。即使是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一流的楷模一个也没有。儒家的影响当然还是很强。然而，这只是习惯使然，而不是由于思想上的影响力。我在先前的文章里提到“文学革命”，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的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告诉我，他们原先预期至少在十年之内，他们会是众矢之的。没想到这个运动却像野火一样风起云涌，所有年轻一代的知识阶级都投入了他们的阵营。

当时，杜威夫妇已经结束了他们在中国两年的访问，回到纽约了。毫无疑问，杜威对中国文化界的观察是透过胡适等新文化领袖的诠释。因此，杜威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等于是反映了胡适等人的观点；不但如此，那等于反映了处于新文化运动暴风眼里——北京——的胡适等人的观点。然而，杜威这段话有他的洞见，因为他一语道破了一个事实——表面上看来，胡适当年提倡白话文学，仿佛是以卵击石。究其实际，那看似铜墙铁壁的传统居然只是一个幻象。胡适认定必须经过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战胜的一场文化霸权争夺战，居然像摧枯拉朽一样，一出师就大捷了。

杜威身处新文化运动暴风眼，等于是坐在第一排看戏，再清楚也不过了。杜威亲睹了气势干云的五四运动以及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那经验对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实，以北京来说，五四运动爆发以前，新文化运动就已如火如荼了。当时在清华读书的林语堂1918年4月9日给胡适写了一封英文信，向他道贺。他说：

我要为这个［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向其领袖道贺。这个运动真的是一日千里。在清华，它掀起了极大的兴趣。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我们图书馆里的《新青年》由于大量读者的翻阅，几乎都要翻碎了。一卷三号［注：可能笔误，《新青年》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胡适还没投稿］看起来已经很破旧了。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在北京会如火如荼，传统阵营之所以会摧枯拉朽似地被推倒，原因无他，就是胡适等新派人物所掌握的资源及其所据有的战略地位，根本就不是传统阵营所能望其项背的。杜威说得好：“不只是反动阶级，连保守阶级都没有一个思想上的代言人。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作家、每一个铿锵有力的影响都是开明派的。”不但在思想舆论界是如此，北大亦是如此。胡适在北大据有绝对优势的战略地位，最好的明证，就是北大的入学考试的命题权。五四运动前后，胡适一直是本科、预科英文试题的命题与阅卷委员会主任。我们可以说，连入学考试的命题，都是胡适推展新文化运动的一环。试想：如果入学试题考的是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新思想，那一心想进北大的考生还能不勤读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吗？根据1918年6月1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胡适是该年7月举行的入学考试的“文[科]本科及文理法预科英文科”命题及阅卷委员会的主任。文科本科的英文题目不算特别，然而，他所出的文理法预科英文题里的英翻中是：

The only freedom which deserves the name, is that of pursuing our own good in our own way, so long as we do not attempt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s, or impede their efforts to obtain it. Each is the proper guardian of his own health whether bodily, or mental and spiritual.（那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就是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的自由，只要我们这样作不剥夺别人的自由、也不妨碍别人追求的努力。每一个人是他自己的健康——身体或者心灵——的守护者。）

这段话取自穆勒《论自由》的《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