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

陈独秀不反对胡适在北京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的想法。然而，对于“不谈政治”，或者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去办理则坚决反对。他在1921年1月9日给北京编辑群的回信说：

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下：

第三条办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太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在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胡适说陈独秀因为他的建议而大动肝气，于是他在1921年1月22日向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了一个修正案：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一、移回北京，二、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注：《苏维埃俄国》是苏联新闻局在纽约出的周刊］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眼看着胡适跟陈独秀几近于撕破脸、《新青年》濒临分裂，李大钊建议胡适留下转圜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