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与丁文江的想象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他们在中国重打赫胥黎19世纪在英国所打的战争。胡适在1924年1月4日的信里，意气风发地告诉韦莲司：

我们在这儿重新过着赫胥黎与克利福德(W. K. Clifford, 1845—1879)从前所过的日子。“给我证据，我才会相信。”这是我和我的朋友重新揭起的战斗口号。

赫胥黎的“怀疑”、“拿证据来”，在胡适的“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的循循善诱下，大家都很熟悉了。克利福德在《信仰的伦理》(The Ethics of Belief)一文里，也立下了一个金科玉律：“证据不足却去相信是错的；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去怀疑、去调查会显得有些傲慢，但轻信恶于傲慢。”

丁文江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主角，他更是想象着自己是在中国打赫胥黎的仗。他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篇文章里，他开门见山就说：“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的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该文两个小节的标题，更充分地显示了他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等同于赫胥黎跟神学论战的中国版：“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以及“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不只是跨文化地作了他“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赫胥黎想象，而且作了跨文化的模仿与挪用。他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是一篇研究跨文化的模仿与挪用的重要文献。我在第二章里说：赫胥黎对胡适的贡献，不只在于教他“怎样怀疑”，还教他如何思想，只是他不加注明而已。这篇序言就是最好的证据。

胡适要科学派以吴稚晖为榜样，明确地说明他们的“科学的人生观”为何，以作为未来的讨论的“具体的争点”。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科学的人生观”的十大要旨。胡适在《当代名人哲理 胡适篇》与《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里，既挑衅又自傲地说，这十大要旨，住在中国又恨他的传教士嗤之以鼻地贬称为“胡适的‘十诫’(Decalogue)”。 “胡适的‘十诫’”里，泰半都可以在赫胥黎的文章里找到来源。其中，有四“诫”可以在赫胥黎的《增进自然知识的好处》(On the Advis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一文里找到“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