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乡小学九月一日秋季开学，但初中部没有任何动静，教室里空空荡荡。原因是报到注册的学生太少，学校只得停课两周，让老师们分头下村去搜寻学生，劝说他们重返课堂。据老师们说，初二、初三的流失率较高，情况好的话，他们最终能把七成左右的学生稳定到毕业。

初中生流失成了农村新的现象。学习枯燥无味而且负担重，造成了孩子们的厌学。读了书仍无就业保证，正在使家长们失望。钱当然是更重要的问题：在国家教育部门反复整改过后的二○○二年，最低一档的收费标准，是小学一年级新生的三百多元——尚不包括今后补课、试卷、资料、校服、活动、保险、卫生等方面的开支。一个孩子如果想读上高中，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更意味着一场洗劫。据现行法规，农村的义务教育范围不包括高中，于是这里高中的收费较为自由。一个学生为此差不多得花费年均万元，用农民的话说：打个瞌睡也有价钱，你就权当自己已被学校里绑了票。这种文明的大规模“绑票”，使农村高中风光无限，而且成了乡镇企业普遍滑坡以后某些地方政府新的财源。在这个财政困难的县，所有的县属高中不仅得不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反而每年都得像工商企业一样，向县财政上缴所谓数以百万计的“利润”，这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恐怕也是惊世奇闻。

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即使是小学一年级三百多元收费，也是八十年代初期同类收费的近一百倍——而这同一时期内的稻谷价格只增长了五倍，猪肉价格只增长了六倍，竹材价格甚至不升反降。这意味着，慢进快出之下，农民从这些年市场化进程中即算获得了收益，也通过教育这个渠道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搜刮走了。我身边的事实是：李本仁为了供养儿子上高中，只得带着老婆和女儿倾巢出动去广东打工，留下一个荒草掩道蛛网封门的家。周家老迈则听任老婆在东莞给人家老板当二奶，还给人家生了一胎，自己病重在床之时也不愿老婆回家。他说：“多干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儿子今年要考大学了。”

就在他们家破人去之时，钱却哗哗流向了另一端，流向了远方的城市：这个省众多出版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利润来自教材和教辅，富有得就像一位编辑夸耀的：“单位上除了老婆不发，其他什么都发。”出版社与某些教管部门、学校、书店等组成了一个教育产业化而且垄断化的受益同盟，无异于组成了巨大的抽血机器——他们的员工住进了新楼以后马上又要换上更新的楼，一批批公费游玩了港澳以后又要去游玩欧美。这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有些人对教材限价的国家政策还大为不满，说这将破坏改革开放，将毁灭所谓出版发行领域里“社会主义的主渠道”。

受益方当然也不是没有压力。根据市场交换的规则，对方一手交钱，你就必须一手交货，比方学校就得交出文凭。这才能算作买卖公平。A乡的很多初中文凭就是这样颁发出去的，哪怕一个初中毕业生还算不出一元一次方程的题目。但家长既然交足了钱，就有权获得正当回报。在这种情况下，文凭不再是对知识和能力的衡量，更像是一种市场上的有价证券。然而螳螂捕蝉，尚有黄雀在后。A乡教师们在高价卖出一张张文凭以后，自己一堆堆的培训证书也是高价买来的。他们奉命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仅要参加各种业务考级：普通话、计算机、教学法、政治思想等等，而且没有中专文凭的要考中专、没有大专文凭的要考大专、没有本科文凭的要考本科……所有应考者都得参加培训，所有受培训者都得交钱，至于交了钱以后是否参加培训，参加培训是否真能学有所获，就不那么重要了——那不过是交易之外的虚文。因为离县城很远，有六十多公里，路费不堪重负，A乡教师们每逢周末只是推选代表去县城听课，到后来连轮值代表也不履行职责，若没赶上汽车，就去种菜或者钓鱼了。但这一切并不特别要紧，与文凭的获取并没有关系。据说省里来的王琳讲师对此非常惊讶。她脑子里只有老式概念，一心想让学员们在取得文凭之前获得最多的知识，因此把培训教材及其教案逐一精心准备。

但她发现学员们开始是迷惑不解，继而怒不可遏：“我们都交了钱的，还要我们学得两眼发黑，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他们大声说：“你们上面的人也太毒辣了吧？”

她拒绝学员们的宴请和送礼，又拒绝透露考题，结果几乎成了人民公敌，被学员们的罢课整得灰头土脸。她甚至成了培训主管部门不欢迎的教师，再也没有收到过授课邀请。显然，她只是一个干扰文凭交易游戏的麻烦制造者。

教育就这样远离了知识，当然也就远离了正常人格。我在A乡的走访一次次滑入困惑。我发现这里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没读多少书的。我认识的老李家虎头，只读过初中，是个木匠，但对任何机器都着迷，从摩托到门锁均可修理，看见公路上一辆吊车也要观察半天，是一位百家相求的“万事通”和“百能里手”，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富足。我认识的另一个后生，即周家峒的献仁，更是连初一也没读完，忙时务农，闲时经商，偶尔也玩一玩麻将或桌球，但并不上瘾，已经娶了个贤慧妻子，见邻居有困难都乐呵呵地上门相助，走在山路上还哼几句山歌。

与此相反，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乖僻不群的青年，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从没有想到下地干活也是突围的出路之一。他们因为受过更多教育，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和怀才不遇。

我曾经想帮助这样一位知识青年，就让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从单位里淘汰的电脑中找出有用的配件，拼装了一台电脑送给了他。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专毕业生并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学会打字，更没有学会查找科学养殖的资料，而是用电脑看武打影碟，玩电子游戏，异想天开地想在网上找到私彩中奖号码——A乡的地下私彩这两年正是高峰。他对我投来疑惑的目光，不相信央视网站和港府网站上没有猜码的暗示，也不相信香港影星张国荣没有做过变性手术。他再一次证实了我的愚蠢：就因为这一台电脑，他父母白白支付了更多的电费、上网费以及维修费，抢收稻谷时更不能指望儿子来帮上一手。这台万恶的电脑使儿子成天在屏幕上寻找知音和安慰，更有理由远离劳动和厌恶劳动，对父母有更多蔑视和冷漠。

奇怪的是，他的父母并没有责怪我，眼里反而增添了莫名的兴奋和欢喜。在他们看来，儿子不仅在城里学会了吃袋装零食和打手机，而且又通过电脑熟悉了张国荣一类名流，当然是更有出息了。他脾气越来越大，当然也更像一个人才了。他们提来一只母鸡，对我送来的现代化千恩万谢。

我能说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说，只能庆幸那台电脑终于成了一堆破烂，庆幸一个备用硬盘还扣在我手里，当时没有一古脑都交给他儿子。我还知道有一个危险的念头正在脑子里升温：我是否还应该庆幸有那么多乡下孩子终于失学或者辍学，没有像他们的儿子一样进城读书？我是否应该庆幸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尚有大量的山里少年未来得及受到现代精英教育的心理污染和精神残害？

这个念头似乎荒唐——但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地方的教育已经使事情变得这样荒唐，对于巨大的边缘化社会群体来说，一方面是读不起书，一方面是读了书以后更加无能为生，甚至无心向善，以致山里人也许需要用失学和辍学来护佑人心，阻止下一代人向充满着蔑视、冷漠以及焦灼不宁的惨淡日子滑落。

这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两难之境。

山里人是朴实善良的。他们的家居正堂里，常常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显示出“师”是社会道德的最后支撑，是他们心中最后的寄望。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师”，这个人心中最后的依恃，也在市场化的拜金主义大潮下崩溃，他们将会走入一个怎样的未来？而这个千万人的未来能否被现代精英们绕过去？

正因为如此，我想起了我并不很熟的王琳讲师。她也是从农村来的，肯定也背负着沉重甚至辛酸的故事，但她顽强坚守着教育最基本的定义，人生的每一步，包括在一场文凭供求游戏中无奈退场，也许都有我们不易察觉的伤痛。我向她遥遥致敬，希望她有一天能重返山乡，接受我一碗清茶的尊敬。

2003年9月

(最初发表于2003年《文汇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