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伫立在马赛卡奈比耶街头，重新回味着1938年站在此处的那个淡漠、自私而且极端无知的二十多岁少女罗萨莉·周的心情。当时，夹带着砂粒的干燥的西北风扑击着我的脸，我脸上挂着道道泪痕。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爆发之际，为此更加迫切需要做出抉择。今天，西北风又呼号着，在卡奈比耶街的拐角上，有一个新的开端正在兴起。岁月已把1938年我那古怪的泪水化成了可笑的细雨，成了对个人苦恼的嘲讽，而曾被泪水长久浸润过的脸，已变成一面朦胧的玻璃窗。

然而，当昔日的罗萨莉·周和今天的韩素音——在绵绵不尽的时光间隙中，伫立在马赛街头茫然不知所从时，一个魔影却在熙攘纷扰的大街上露了头。他是个身材高大，尖额钩鼻的中国人。他叫吴雷蒙，1935到1938年间是我在布鲁塞尔大学的同学。从他谄媚的眼色中，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内藏的凶险。他曾经连续七年在考试中没有及格过一次，却一直占着那份奖学金。我清楚地记得，他为了摆脱不学无术的困境，曾趋奉于另一方向的激进主义，把矛头针对我这个欧亚混血儿，把我当作他的天然靶子。

当他挤出前簇后拥的人群来到我跟前时，我并不感到意外。现在，凡是碰到我在这本自传中提及的那些人物，我都如此。两个月前我在美国讲学时，不也曾走进一家中国餐馆，迎面就碰上了餐馆老板——1933年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罗勃特·庞吗？当年他也曾百般鼓吹爱国的大道理，现在却在蒙特雷这个小城，笑容可掬地向离开加利福尼亚兵营开赴越南的美国大兵，端上中国饭菜。

吴雷蒙先开口：“一点儿不错，你就是罗萨莉·周，为什么又叫韩素音呢？”

“那是个笔名。”

“你真的回到中国去了吗？”

“是的，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吗？”

“没有。”

他不说话了，满腹狐疑。这回轮到我来问他了。

“可是你，你没有回过中国吗？”

“我曾经考虑过好多次。”

“你讲过不少关于爱国主义啊，救国啊……”

“那时看起来是该等待一下……情况很混乱……德国人侵入了比利时，德国在比利时的军事总督冯·法肯豪森把我们中国学生全撵走了……那是1940年的事……有些人坐船回国了，我就来到了马赛……”

“这么说你近三十年来就待在马赛了？”

“我现在是商人……我打算到中国去看看……就在今年去……要是你保证我能回到马赛，我就去。”

我眨了一下眼睛。“你真莫名其妙。这事得由中国政府来决定，谁也没法找什么门路。”

“要是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在那边没有什么影响，你干吗要作有关中国的演讲？要是一点好处也没有，你为什么要……”

我发火了，掉头而去。很多人竟不懂得，人们的行为是出自个人的信念，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或博取报酬，甚至连想获得同情和谅解的愿望都没有。一再碰到别人的这种误解使我很沮丧。吴雷蒙还在跟着我走，他似乎发现我有虚可乘，径直奚落我。

“真是有胆量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发表有关中国的演讲，这并不受欢迎……你要不是他们的人，你干吗把脖子伸得那么长？……”

他一直跟着我，鞋跟磕碰在鹅卵石铺的路面上，在我身后发出笃笃的声响。“把你的住址告诉我……我要给你写信……”我没有理他，他这才走开去了。这时，昔日的忧伤重新激起新的苦楚，它们一起涌上心头，随着我脚步的移动，迸发出阵阵强烈的创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