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是在1997 年出版的，当然在1996 年就已经完成了。那个时候，我把自己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写的几篇文章进行重新修改，比较有组织地编成这样一本书出版。其实那里面几乎很少有我从田野里面所得到的知识，大部分是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开始读一些社会记忆理论，把社会记忆理论和族群理论结合在一起所做的一些论述。我自己觉得我的学术发展更重要的还是在羌族地区里面的学习吧，就是在田野里面的学习，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最有启发性的。当然，你们可以说我结合了历史学和人类学，我也读过一些人类学的理论，但是我到了田野里面，其实我不是跟随着那些理论找证据，而是跟随着我的问题去研究。在我的《羌在汉藏之间》里面，我提过，随着我对羌族的认识越多，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不是从里面学习到的东西有利于我在学术上的成长，而是对于作为少数民族之羌族的存在，以及对他们的形成过程和现况，产生些反思性的关怀。

《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与《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华夏边缘》只是很概括的一种研究，代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倾向。《羌在汉藏之间》是在进行了差不多十年、每年一两个月的田野考察之后写的。我觉得在此田野考察中，我所发掘的最重要议题，便是那种我们看起来像神话或者地方传说的“弟兄祖先故事”。我通过分析这里面的符号—血缘符号、地缘符号，认为这些故事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是有当地人观点的一种“历史”。认识到这些“历史”后，我们会察觉，这种历史叙事好像都是循着一种叙事模式，就是说，人们不管怎么去讲这个历史，都是从“几个兄弟”开始。我认为，有一种历史叙事文化，我称为“历史心性”，让人们的“历史”叙事有一定的规律。认识了“历史心性”后，我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这本书中，等于是以“历史心性”概念来重新写《华夏边缘》那本书。也就是说，从这两本书的关系来讲，《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可以说是《华夏边缘》的续编，这个续编更有体系。我认识了“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历史心性（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之产物后，重新思考华夏怎么样形成它的“历史心性”，就是“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然后，战国至汉代之时的华夏如何在此历史心性下，将黄帝（一个英雄祖先）奉为凝聚华夏的共同祖先。

在这种“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之下，华夏不但认为“我们”起源于一个英雄祖先，也认为四方人群都是一些英雄的后代。而且，这些“英雄”都是在华夏这儿受到挫折后，逃到四方边缘，并成为当地的英雄祖先（统治家族之始祖）。譬如，往东北去的是商王子箕子，往东南去的是周之王子太伯，往西南去的是楚国将军庄蹻，往西北去的是秦之逃奴无弋爰剑。然后我再去思考这些边缘人群，包括朝鲜、东吴、滇洱以及西北方的羌人，他们如何回应这些历史记忆。也就是说，研究古高丽人、朝鲜人怎么思考箕子的问题，东南人怎么思考太伯的问题，西南人怎么思考庄蹻这样的历史记忆。所以就整部书的架构来讲，这本《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讲的还是《华夏边缘》探讨的那些问题，但是它跟《华夏边缘》的架构不一样，它等于有了一个核心的思考分析架构，也就是“历史心性”与“文类”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