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说到学术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我又想起《寻羌》中您提到的黎光明，这位传奇人物在史语所1928 年创立时即受聘为助理员，并立刻开始考察岷江上游民俗，1929 年从川西回到史语所，旋即离职，1946 年竟因铲除鸦片而惨死于靖化县长任上。黎光明当年是很不为傅斯年喜欢的，您后来把他和王元辉合著的尘封了74 年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整理出版，您会担心被视为“不务正业”吗？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您背叛史语所的“字字讲求来历”、“除了剪辑编排让史料自己说话外，无有个人之意见”式的学术传统？

王明珂：我出版黎光明、王元辉的《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 》（原稿名为《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一个不具人类学背景的调查者所写的学术报告，是为了突显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特点。黎光明、王元辉在此书中描述的是许多活生生的个人；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个人”不见了，我们只见到苗族、藏族等“民族”。黎光明、王元辉会记载一些偶发事件；在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事件”不足为道，那只被视为浮在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上的一些瞬息即灭的光影。黎光明与王元辉不隐瞒他们在“落后民族”中看见的文明事物，但人类学家刻意到最偏远的村庄去寻找一民族的“传统文化”，无视于土著家中的电冰箱与可口可乐罐。最后，黎光明与王元辉不掩饰他们对“边疆同胞”的偏见，但人类学者的偏见被学术包装起来，而终究造成我们今日对原住民或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

在台湾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界，我早已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了。很早便有史学前辈说，“历史怎么会是人们想什么就是什么”—这便是他对“历史记忆”的了解。有资深人类学者批评我的研究不是历史人类学，只因为“西方历史人类学者没研究这些问题”。穿梭于各学科边界之间，根据我的“毒药猫”理论，我可能成为各学科主流权威心目中的“毒药猫”，如同René Girard（勒内·吉拉尔）著名之代罪羔羊理论中的“代罪羊”。代罪羊是无辜的，没有主动能力的，但我宁愿自称“毒药猫”，有主动穿越、破坏边界能力的“毒药猫”。或我也可以自称“武装走私者”，将学术精华由一学科穿越边界带到另一学科中。“武装”是说我认真研读各学科经典之作，那些（代表学术正统权威的）追捕者若无适当学术武装，就别惹我这“走私者”。

（《中华读书报》2009年11 月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