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才会相信生活是可以忍受的。

——茹洛·克鲁迪（匈牙利）

在35岁的年龄，当我回溯短暂的生命中经历过的足球激情，想起的第一个词是：鸡蛋。

我的足球世界和鸡蛋密不可分，我花在鸡蛋上的心思超过了足球鞋。直到大学毕业后两年，我才和10多年来一双接一双的胶钉球鞋彻底作别，有了第一双真皮足球鞋。而鸡蛋，却早于第一双胶钉球鞋进入我的足球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家乡小县城里，黑白相间的足球只能在黑白电视里看到。一些假期回乡的大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踢着一个外表模糊不清的皮球，皮球的表面和泥土一个颜色，当他们跳起争顶头球，就像争夺来自大地母亲的飞吻，最后自己半推半就地吻到一起。

我和父母住在土墙瓦顶联排平房的教师宿舍。我把家里的篮球充满气，学着尝试大学生们的各种动作。那是一个胶质篮球，外皮上密布防手滑的凸点，当我第一次将它高高抛起，闭着眼用前额顶了一下，在生命中第一次体会到了激情到来时的眩晕，也在额头上留下无数小红点印。

母亲给我两块钱，让我去买菜，说是培养小孩的自主能力。我提着菜走进书店，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本期待已久的书：《世界球星的故事》。

我已在书架前读过它很多次，熟知里面的每一个故事：贝利，加林查，马拉多纳，普拉蒂尼，迪诺?佐夫。但我仍想拥有它，因为我还要读很多次。

我把书放在菜篮子里提回家，母亲不知道应该夸奖还是责备儿子超越期待的自主能力，她拿起书，在角落里找到定价，欲言又止。

书中那些球星的童年，和我正在经历的童年找不到任何近似之处，例如贝利的父亲要他注意练习左脚控球，不要养成一只脚踢球的坏习惯——这像是天籁。我无法期待父亲对我的足球技艺进行指点，他每次提到足球都充满对野蛮的忌惮，他的忌惮也和“蛋”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父亲在四川师大上学，第一次跑去踢足球，目睹了某“山东大汉”踢中一个四川同学的“蛋囊”，后者倒地不起口吐白沫，父亲从此对这项“野蛮的运动”失去兴趣——每当父亲对幼小的我叙述此事，他那后怕的神情，就像时隔多年又切身感受到遇袭男生下体传来的蛋疼。我认为是父亲不懂足球，如果不信他可以看电视，不是每场比赛都会有人蛋囊遭袭。长大以后，我倒是对父亲多了几分同情和理解，幸亏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怕痛保全自己的蛋，才有了后来的我。

其他球星的童年：加林查先天残疾，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6厘米；马拉多纳刚学会走路，父亲就给了他一个皮球；普拉蒂尼幼时对着自家车库大门踢球……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可能复制进我的童年，只有迪诺?佐夫例外，他奶奶为了孙子踢球，每天省吃俭用给他一个鸡蛋。

母亲利用出差的机会，从外面的城市给我带来第一双胶钉足球鞋，我不能要了鞋还要鸡蛋，而奶奶已过世好几年。就此，我的世界球星之梦在每天一个不存在的鸡蛋里诞生又破灭。

足球滚动着我的成长。每天一个不存在的鸡蛋，成了我的口头禅。

中学时，我最喜欢在晴朗的日子和伙伴们踢球到天黑，直到一个声音冒出来，“鸡蛋开花，各人回家，鸡蛋打烂，各自解散。”

另一个抗议的声音立即回答，“鸡蛋还有点儿，大家再耍会儿……”

10多年后，我成了足球记者，常驻欧洲，为中国报纸撰写国际足球报道。最引发我兴趣的话题，仍是足球和鸡蛋的关系。

意大利职业足球对待球员食谱近乎苛刻，鸡蛋不易消化，被视为禁忌食品。意大利球队的早餐没有鸡蛋炒饭也没有英式煎蛋，午餐的面食里，球员只能吃白面而不是鸡蛋面。

1994年，意大利著名教练特拉帕托尼前往德甲豪门球队拜仁慕尼黑执教。他走进俱乐部早餐厅几乎晕倒：那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鸡蛋，煮鸡蛋、煎鸡蛋、摊鸡蛋、鸡蛋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