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虽然严格教我识字，却并没有把我送到小学去读书。因为我的父母有一种想法，他们都以为儿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典诗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一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于是就为我和大弟嘉谋，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就是我的姨母。所以说姨母就是我和弟弟的启蒙教师。第一天开始上课，我家还举行了拜师仪式。而且不只是拜老师，还设了一个木头牌位，上面写着“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我跟弟弟都给孔子的牌位磕了头，所以我常常说我是给孔子磕过头的。目前看来，这些可能已被认为是一些封建的礼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这些礼节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中，却确实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感。人不能无所畏惧，什么都可以做，想怎样就怎样。孔子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是中国的传统，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

我们用的课本是朱子的《四书集注》，姨母并不详细讲解那些注释，只是说一个大概，然后让我们去背。

那时，我们每天下午跟姨母学习语文、数学和书法，上午是我和弟弟自修的时间。上午，我们做昨天的作业，昨天的论语读到哪儿了，要把它背下来；昨天留的数学题，都要做完；大字，小字各应写多少篇，也都要写完。午饭以后，姨母就来了，再上新课。每天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此外，父亲有时也教我们几个英文单词，学一些英文短歌，如“one two tie my shoes，three four close the door”之类。他认为只学中文是与时代不相符的，为了帮助我们学英文，父亲还给我们买了一个学习英文的玩具，里面都是英文字母。谁能够先拼成一个英文词，谁就赢，我与弟弟就玩这样的拼词游戏。当时祖父已经去世，我应该是七岁左右。

有一次，我以前的学生方光珞到南开来讲学，我们一起去吉美百货楼上吃饭。那里有排特殊的座位，桌子就是普通的桌子，可是椅子却像秋千一样吊在那里，方光珞也想坐在那里，可是很多客人都觉得好玩，已经坐满了人。这使我想到，人生真是各有得失。我家只有我一个女孩，管得很严，不许出去玩，我小时候没有荡过秋千，一般女孩儿玩的游戏，我都不会。冬天北平很冷，北海、什刹海都结了冰，许多男孩子、女孩子都去溜冰，我也不会，因为家里没有放我出去过。像女孩子玩的抓子儿、踢毽子，那时我根本没见过。我真的是关在院子里长大的，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去读书了。

我父亲是北大英文系毕业。在他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到了中国新成立的航空署工作，航空署就是后来的航空公司的前身。当时，中国的航空事业刚刚开始，而西方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所以中国就需要参考西方航空业的经验，于是就要把西方的有关书籍翻译成中文进行学习。因为飞机在天上飞，要从星座上了解飞机的方位，所以父亲也要看这方面的英文书。我当时虽然不懂英文，但也翻看父亲的这些书籍，主要是看那些星座，因此对一些星座有了很深的印象。

那是一个还没有污染的时代，北京的天空十分明净。晚上，天上的星星非常清楚地展现在眼前。《唐诗三百首》中有“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当时的北京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每到夏夜时分，即使天色很晚，我也不肯回到房子里去，坚持要在屋外乘凉。除了屋内闷热以外，外面的天空的景色也确实诱人。我有时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有时躺在凉席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不肯离开。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订了一份儿童杂志，里面有很多翻译文章，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名胜的图片。我清楚地记得关于罗马庞贝古城的介绍，那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亲自去看看。一直到1971年我四十七岁时才有机会去欧洲，把这些地方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