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始终是轴心，“出梁庄记”有双重含义

很多对您的报道当中都提到“出梁庄记”这四个字是化用了《圣经》里的《出埃及记》，是这么一回事吗？您的本来的构想是这样吗？

梁鸿：本来的构想不是这样的，其实《出梁庄记》原来名字叫《梁庄在中国》，它和《中国在梁庄》完全成为相互呼应的东西，“中国在梁庄”是什么样子的，梁庄在中国又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当时特别得意，也一直觉得特别贴切梁庄在中国分布的状态。

但是出版社觉得在营销上有困难，我后来才认真考虑改个名字也可以，因为毕竟不能让出版社赔钱。后来在起名字的过程中李敬泽老师，他也是对这本书全程参与的，有一天他说还不如叫《出梁庄记》，我当时一听就一愣，有点反应不过来，我说是否太庄严了，因为有《出埃及记》，你自然会想到那样一个原典的东西，李敬泽老师就说不妨是一个反讽的存在，我一听豁然开朗，《出梁庄记》它确实是有双重含义的，既有《出埃及记》这样一个原典，同时又有中国现实的生活。《出埃及记》写的是以色列人出去寻找上帝的应许之地，寻找幸福生活，显然梁庄人想进城也是想找幸福生活，想找美好的所在地，他找到了什么，就是那种迁徙、那种流散、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可能在这个名词里面能够特别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出梁庄之后他们到底找到了什么，我们都会怀着一种探寻的情感、探寻的目光去看梁庄人的足迹，然后再跟现实之间形成某种呼应。我觉得《出梁庄记》还是挺好的，也觉得它能够体现出中国当代农民的那种命运感、幸福的期许感，当然也包括某种破碎之后的失落感，最终找到的是什么，你读完这本书可能有某种感觉，它也形成某种本意的呼应。

《出梁庄记》是写的农民工，就是进城谋生的这些梁庄人，其实农民工这个话题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新的话题了，您为什么还要去选择这么一个已经不那么热点的话题抒写它？其实您的《中国在梁庄》出来以后，可以借着这个势头去发展出更多的话题，可能从您的角度能够收获更多。

梁鸿：对，你刚才说的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可能对我来说还没有想到特别多的一些其他层面的问题，比如说利益，比如说找到热点。刚才你问什么促使我去写，我觉得梁庄始终是我的轴心，这个轴心就是我情感的来源，同时也是我理性思考的出发点，我希望梁庄既成为我的一个情感梳理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我学术的一个出发点，围绕梁庄我希望探索清楚乡土中国、乡村社会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样貌、样态以及它内部逻辑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没有考虑到是否有其他的外部因素，所以写梁庄的进城农民或者说农民工，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当然《出梁庄记》并不仅仅写的是农民工本身在城市的东西，背后还有一维是梁庄，我所写的并不只是进城农民进城的那种怎么样拼搏、怎么样奋斗，还包含他们生命结构里面另外的一层——梁庄这一层，就是梁庄是打开的，朝着城镇打开，它是什么样的状态，怎么样打开，可能是这本书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维空间，如果没有这一维空间的话，可能梁庄我也没有特别大的决心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