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鲍勃·迪伦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我很有些兴奋。诺贝尔文学评奖，有时候像体育比赛，总给人一些意外。如果都在意料之中，也确实没什么意思。这个奖给鲍勃·迪伦比给村上春树要更热闹，起码让我兴奋。

一脸褶子的鲍勃·迪伦，已经获奖无数，但诺贝尔文学奖，却是破天荒第一次给了一位摇滚歌手。起码，让我们对于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没有文学的介入，好音乐难以诞生；同样，没有音乐更早对于文学的启迪，文学不会出现复调和多声部。世界上摇滚歌手多如过江之鲫，鲍勃·迪伦绝无仅有，不仅在于颁奖词说的“诗意的表达”，而在于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便和美国的历史融合一起，和人民的心声合辙押韵。半个多世纪，抱着一把木吉他，唱着沙哑粗糙的民谣。他就像是上帝专门为时代而创造的歌手一样，敏锐地感知着时代的每一根神经。面对生活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他都用他嘶哑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风中飘》和《大雨将至》，那是民权和反战的战歌。

1962年，他唱出了《战争的主人》，那是针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和核裁军的正义的发言。

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首反战的圣歌。

1965年，他唱出了《像滚石一样》，那是在动荡的年代里漂泊无根、无家可归的一代人的命名……

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沙哑深沉而强烈愤恨的情绪，站在时代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那浩浩大合唱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和领颂。

在《答案在风中飘》中，有这样两句歌词，我一直忘不了。一句是“炮弹要飞多少次战争才能永远被禁止”，一句是“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哭泣”。前者，是他对战争的愤怒；后者，是他对人与人之间隔膜的质询。多少年过去了，战争依然没有被禁止，隔膜也没有减少。鲍勃·迪伦不是要给我们红头文件一般的答案，而是如刺一样刺痛我们越来越麻木而自私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