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创作的时候担心小说前半部分，读者会读不下去。因为这段生活和当下的生活有很大距离。对于当下的生活，我是从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的视角去观看的，这就决定了我所能使用的只是一种旁观者的眼光，而非一种亲历者的感受。现在的流行语，对于浸淫其中的年轻人来说，是他们嘴边天天挂着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甚至本身就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对都市生活的介入很深，而我们虽然知道他们喝什么饮料，说什么话，有什么想法，但往往只能在创作的时候想到。而过去的生活语言，我太熟悉了，即使再过多少年，我依然生活在其中，写作时顺手拈来。至于你说到的孤独，这是现代社会的通病，它也必然地会呈现在我的小说里。

傅小平：蝌蚪这个人物融入了不少你自己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历险，和你的个人经历其实也有一些暗合之处。这个形象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他是叙述人，是他的讲述串联起了整个故事，还在于正是透过这个人物，你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他的处境很能凸显当下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软弱与焦虑。但遗憾的是，在给衫谷义人的信中，我们看到了蝌蚪的“反思”和“忏悔”，但在故事的正文中，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个像话痨一样沉浸在故事的讲述中，不断退缩和妥协，缺少反思能力的蝌蚪。我想，你是否有意在双重文本中塑造出截然不同的蝌蚪形象，一个是当下的蝌蚪，一个是故事中的蝌蚪，让这两个形象在时间的落差中形成一种对话的诉求？

莫言：小说写了计划生育的历史，也写了一代人的共同经历。蝌蚪所经历的种种历史事件，我也亲历过。因为这种重合，我更能感同身受。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忏悔，已变成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其实，通过满口忏悔来舒缓自己的罪过，这本身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忏悔并不解决任何问题。蝌蚪顾念自己的私念，为着个人的名利，结果使已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死在了手术台上。到了晚年，他貌似对此有所悔悟，但还是做了有悖人伦道德的事情——让侄女辈的陈眉代孕生了一个男孩。尽管这是小狮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一个举动，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蝌蚪说服了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么一个事实。他既满足了自己想要儿子的潜意识，又满足了自己赎罪的心理需求。然而，这对陈眉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在《蛙》的剧本里，我就对这种痛苦做了充分的展现。相反，姑姑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她认为死不是一个赎罪的方式，善行也不是，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

所以，在小说里，蝌蚪反思到什么程度上，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明白，作为读者，很多人会希望我赋予蝌蚪更多的思考能力，甚至希望我能把自己的思考通过蝌蚪这个人物带入到小说中去，或许这样才足够深刻。但我知道，作为小说家，我的认识不会比一些专门的人口研究专家深刻，或许相比普通百姓都高不到哪儿去。我所能做的，只是用我的情感和经验，写好故事和人物，同时正视一个事实——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涉及灵魂深处最痛楚的地方，也涉及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古老最保守的这一块。若我的所指能引发某些专家和读者的思考，我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