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说：“在北平，胡适家里每星期六都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对穷人，他接济金钱；对狂热分子，他晓以大义。我们这些跟他相熟的人都叫他‘大哥’，因为他总是随时愿意帮忙或提供意见。他对寄给他的稿件都仔细阅读，详尽答复。他的朋友，或是自称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因此我有一次在我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上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谁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后来的唐德刚也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友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

因为胡适太有名了。他成名之早给他的生活铺平了道路，同时，他既深谙中国世故，又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擅长处理公共关系和人际交往而又不露痕迹的大师”。胡适远比那些在书院里正襟危坐、论学讲道的“村学究”要“现代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现代社会如鱼得水。

跟鲁迅相比，胡适的人生要顺得多。鲁迅的书多由他的学生李小峰出版，但也为李小峰所骗。胡适的书则由老乡朋友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版税一律为15％，远比当今的作者版税要高。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上面写明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计胡适收入近3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约120万元，远远高过鲁迅，有人说，胡适的收入是鲁迅的两倍以上。

20世纪30年代，胡适、鲁迅都步入了收入的黄金期。但鲁迅的收入月均六七百元，约今2万人民币，胡适的收入月均1500元，约今5万人民币。可见二人的收入、生活不是一个档次。鲁迅曾有名言：“有谁见过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吗？”鲁迅终生的努力也就是挣得了中产的生活，而胡适自走上社会就是中产以上的生活。

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胡适一直在热闹中，在聚光灯下。有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文化名流做邻居，天生的好客、好交往，以及工作、兼职、写作，使得胡适的生活紧张而活泼。他曾经在每周周末特别腾出一天来接待客人，戏称为“做礼拜”。据说他的日程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早晨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边吃，晚11点才回家。他有专用的小汽车，出入坐车方便。回家后即进入书斋，读书、研究、写作，直到半夜2点才睡。”胡适有名言：“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小时。”

胡适的“成功人士”生活也使得他有余力救济他人。年轻的诗人汪静之多次写信求助，仅1922年一年借去了140元，今天的五六千元。1923年，汪静之跟胡适提出“愿你再借数十元”的要求，“如你肯答应，请快快寄下，切勿久延”。林语堂到哈佛读书，得到了奖学金，他后来才知道，是胡适给的2000元，今天的小10万元……

胡适的盛名之累可想而知。他的钱来得快，也花得快，他有时也会有“穷”念。如他曾怕搬家，怕“搬穷”了。他晚年流落美国，遇到唐德刚这样的年轻人，还一再劝唐要注意“生计”，要趁年轻多攒点钱。至于他的“做礼拜”则是因为来访者太多，不得不如此。钱穆曾与顾颉刚同去拜访胡适，胡对他们说：“今日适无人来，可得半日之谈，他日君来，幸勿在星期日，乃我公开见客之日，学生来者亦不少，君务必他日来，乃可有畅谈之缘。”

就是说，胡适的生活方式并非没有问题。他也付出了代价，其中重要者之一，40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事业上没有多大进展，即跟他的生活有关，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精进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