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成立特科组织，以打击敌人保卫自己。陈赓担任特科第二科科长，即情报科长，化名王庸，时常改变装扮，有时像商人，有时像乞丐，有时像算命先生。他和警察、特务、巡捕、包探交朋友，与上层人物及三教九流的人拉关系，获取情报。

陈赓开始了反间谍人员的选派工作，但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在他费神之际，情报科的陈养山跟他谈起一人，倒引起了陈赓的极大兴趣。

陈养山说的这个人名叫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又名刘君珊，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191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一度参加学生军。

1925年末，中共党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该局的局长是恽代英）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遂相识。当时，陈养山所在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

由相识而相熟后，陈养山便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阅读，使他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不少共产党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也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养山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交通局，转入地下工作，随后又回到浙江老家避风。1928年春节后，他从家乡潜回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党的关系，就暂时避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的家里。两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

而此时，杨登瀛有一个好朋友杨剑虹，成了陈立夫的亲信。蒋介石夺取党政军独裁大权以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和共产党，特地在自己兼任部长的组织部下面设立了党务调查科，任命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兼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由于陈立夫的器重，杨剑虹出任该科采访股总干事。不久，陈立夫偕张道藩、杨剑虹自南京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沪的党、政、军、警机关广泛联络，准备筹建派出机构。杨剑虹便趁机举荐了好友杨登瀛。杨剑虹这样做，一者看在老乡加朋友面子上，二者相中了杨登瀛在沪上的广泛交游，且是个日本通。换言之，杨登瀛是个有用的人才，必将能派上大用场。为表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陈立夫不惜放下架子，亲自选定一家日本餐馆，盛宴招待了杨登瀛。盛情之下，酒酣脑热的杨登瀛一时嘴软，竟稀里糊涂地答应了陈立夫、杨剑虹的邀请。但是，杨登瀛本身是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在告别陈立夫、杨剑虹之后，待心绪稍稍平静下来，杨登瀛不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当陈养山在他家中寄宿时，杨登瀛就向他征求意见。陈养山敏锐地感觉到这里面有文章可做，便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报告给陈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