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以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组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时期还随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但不管职务升迁与否，他始终对杨登瀛心存感激。因而，三年后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的杨登瀛仅坐了半年牢，就被他保释出来。当然，此是后话。

就在张道藩的婚礼过后不久的一天，杨剑虹突然指示杨登瀛陪同他前去办理洽请英巡捕房发拘票、派人会同搜捕的手续，事前什么情况都没有告诉杨登瀛。直到他俩会同英巡捕房包探到马立斯新村去搜捕时，杨登瀛才知道搜捕的地方是共产党人的住地。幸而住在那里的地下党员已经转移，他们扑了个空。

杨登瀛马上将此事告诉了陈赓。

陈赓听后，冷静地分析说：“这件事只能说明国民党正在‘考验’你，他们对你还不是充分的信任。古话说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想取得信任，没有表示怕是不行的。今后，我们会定期送给你一些我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的刊物，像《红旗》呀，《布尔什维克》呀，等等，作为你接近国民党、取得信任的资本。当然，我们还会竭力配合你，譬如到一定的时候，给你一点关于我党活动的情况。总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叫他们拿到手，也摸不到边。”

为了巩固杨登瀛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陈赓为他提供了各种方便，甚至部署一些假机关让他带敌人去破坏。这下子，杨登瀛自然立下了许多的“功劳”。再加上杨登瀛学识渊博，谈吐高雅，故而很得国民党高官们的赏识。与杨登瀛住处毗邻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两人常有来往，过从甚密，渐渐成了好朋友。但在与国民党要员的接触中，杨登瀛越来越感到在财力方面有些捉襟见肘了。因为他不像其他的国民党调查科的特务们能捞钱，甚至有时连自己的开销都支付不起。他几次想向陈赓开口，但都难以启齿。但是，他的这种窘境很快便被陈赓得知，陈赓通过组织，马上给他弄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活动经费。考虑到杨登瀛经常要陪同张道藩等人出入各巡捕房，又给杨配备了一辆福特轿车，并派去在苏联受过特殊训练的连德生担任保镖，专门负责他与陈赓间的联络。

在陈赓的资助下，杨登瀛俨然是一副阔老板的派头。这样，他便从容地出入于灯红酒绿的上海滩了。

1928年10月，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杀后，杨登瀛被陈立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这个命令是由蒋介石签署的：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同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于是，上海各警、特机关都把他当作“中央亲信的人”。这样一来，杨登瀛成为调查科派遣在外面仅有的三名特派员之一，这对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也就更有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