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1877—1966）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从1915年到1919年，他因为参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谈判，并主张牺牲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借款，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讨伐对象。到了20世纪60年代，年近九旬的曹汝霖撰写《五四运动始末》，在香港《天文台报》连载，意在洗刷其“卖国贼”的罪名。随后，他又“将清末民初经历之事，择要记录”，写成《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其中让人最感兴趣的就是作者在五四运动中的亲身经历。

据曹汝霖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大总统徐世昌设午宴为其洗尘，并请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作陪。

宴会期间，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报告，有一千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他们“手执白旗，标语??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

听到这个消息，曹汝霖当即表示：“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但徐世昌却对他安慰有加，并且说学生不明真相，请他不必介意。与此同时，徐世昌让钱能训向吴炳湘下达命令，要求迅速驱散学生，以免事态扩大。

宴会结束后，钱能训约曹、章二人到他的办公室稍事休息，并打电话向吴炳湘传达总统命令。随后，钱多次打电话向吴炳湘了解情况。吴汇报说，他虽然想方设法阻止学生游行，但由于“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一定要游行示威”。据说当时天安门前已聚集了两千多人，而且还有继续增多的趋势。

过了一会儿，吴总监又来电话说：“卫戍司令段芝贵表示，如果事态继续扩大，他就要出兵镇压。如果他真是出兵，我就不管了。”钱能训深知警察的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军队的任务是对付外来侵略。因此他立刻在电话中对段芝贵说，这是“地方上事，应该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镇压”。但是段芝贵却回答，按照吴总监的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怕事态还会进一步扩大。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的时候，陆宗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偷偷溜走，曹汝霖一看这种情况，也和章宗祥告辞而去。

曹汝霖和章宗祥离开总统府以后，因为没有其他去处，只好回家躲避。当汽车抵达崇文门附近的曹宅时，警察厅派来的三四十名警察已经在门口守候。看到曹总长回来，为首的警察队长立刻上前行礼，并请示如何保护？曹汝霖心中无数，便没好气地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警察队长知道事态比预想的更为严重，便解释说：“上司命令要文明对待，因此我们连警棍也没有带。”听到这话以后曹汝霖也很无奈，他苦笑着说：“你们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于是，在队长的指挥下，警察们只好找了些木板和石块将曹家大门堵上。

不一会儿，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且越来越近。曹家上下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时间方寸大乱。正在这时，一块石头越墙而过，砸在一位女仆身上。眼看学生就要冲进来了，曹汝霖只好躲进一间有通道的小屋子，而章宗祥则在仆人引领下藏到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二人刚刚藏好，学生便破门而入。只听得闯进来的人们一面问“曹汝霖哪里去了”，一面将门窗玻璃、家具器皿、古玩瓷器等等砸得粉碎。后来不知什么人从车库里取来汽油，浇在客厅和书房等处用火点燃。

这时，躲在锅炉房的章宗祥看到院里起火，害怕无法逃生，就跑了出来。学生们看到他西装革履，以为这就是曹汝霖，便一哄而上，按倒就打。正在这时，一个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人赶到，才推开学生将他救出。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也赶到现场，当他下令抓人时，大部分学生已经逃之夭夭。紧接着消防队也前来灭火，但东院的一排房子已经烧成灰烬。

五四运动最终以罢免曹汝霖等人而归于平息，但是曹却认为他是替人受过，因为这一切都与当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有关。所以他晚年有诗曰：“八十九年一瞬间，一生事事总堪惭。惟存笔墨情犹在，留于人间做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