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在东北地区有17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1个步兵师，共20多万人。另外，在平津地区还有东北军11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调用。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驻扎在北大营的独立第七旅是东北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相比之下，日本在我国东北只有两个旅团和六个守备大队，大约一万人左右。即便算上在东北的日本警察、退伍军人和驻扎在朝鲜的两个日本师团，中国军队也占绝对优势。在武器装备方面，仅沈阳的兵工厂和军火库中，就有飞机260架，大炮250门，炮弹10万发，迫击炮600门，迫击炮弹40万发，步枪15万支，子弹300万发。此外，据说日军在进攻黑龙江时使用的法国雷诺坦克，也是从沈阳缴获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留守北大营的最高指挥官是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张学良收到他的紧急报告后，却认为日本政府是会控制关东军的，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于是他下达了避免冲突、尊重国际联盟调解的命令。

由于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命令，日本关东军仅用半天时间就先后占领了沈阳、丹东、营口、抚顺、海城、辽阳、本溪、四平等铁路沿线的18座城市。第二天，长春沦陷。10月初，关东军开始进攻辽西和黑龙江地区。到1932年初，随着锦州和哈尔滨的陷落，整个东北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这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倍。

关于张学良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过去一直认为是蒋介石下达的命令。直到1990年6月至8月，张学良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才披露了事情真相。他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他还说：“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随着研究的深入，张学良的说法得到有关史料的印证。

四、学术界的评论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此事。1932年8月，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3号发表题为《汪精卫与张学良》的文章。文章指出，政府对于张学良“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的大罪，应明令惩处，追究责任。

两星期之后，任鸿隽发表《为张学良进一言》的文章，他认为，既然有人指责张学良“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那么张学良就应该“做出一个毁家纾难的义举，自己拿出三五百万来做抗日的军费”。任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所谓“聚敛”、所谓“要挟”、所谓“搜刮”等说法才会不攻自破，大家对张学良的人格才不会怀疑。此外，傅斯年、蒋廷黻等人也发表了重要言论。

1933年3月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说：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张汉卿的账上。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1936年西安事变后，胡适在第二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

到了1950年，胡适又在《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中写道：“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为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生于有钱有势的家庭，他是野心而自负的。??（到了1936年）他已陷入夜郎自大的地步，幻想他可以成为反日反蒋的‘联合阵线’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