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当初对处死沈元没有异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沈元被揪，更加重了黎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他在1964年曾发表《让青春发出光辉》一文，列举一系列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勇于探索、作出贡献的事例，鼓励年轻人及早成才。就是这样一篇好评如潮、与沈元并无关系的短文，也被斥责为沈元张目，对年轻人的热情期望被无情地践踏，有何天理可言! 沈元之死他也遭受刺心之痛，否则何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是他，首先提出为沈元平反的问题。要知道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事关“叛国”，谁又胆敢染指这一重大案件! 有幸的是，刘导生已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黎澍的建议很快得到刘导生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机缘巧合啊!是他俩赏识沈元，把他引进学术界，成就了沈元的声名。 沈元在盛名之下遭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厄运，招惹是非，身遭劫难，为避难而引颈就擒，如今也是他俩在努力，力图放松沈元颈上的绳索，促使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审定，作出罪不当死的结论，给予平反，了却这一冤案。

如今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的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人，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化大革命”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

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信。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与他有相似经历、被迫逃亡到海外而葆有爱国心的不乏其人。傅雷被错划右派，导致傅聪的出逃，而傅聪的出逃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父子之间恶性牵连，祸端四起，肇成傅雷夫妇双双自杀，这是傅雷抑或傅聪之过? 都不是。在叶永烈的《傅聪缘何避走海外》一文中，傅聪袒露出逃的心情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汉堡大学著名教授关愚谦也遭遇被迫逃亡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中他化装成日本人避难西方，殃及妻儿亲友，被视为十恶不赦，可他也有一颗爱吾中华的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德友好工作，并成为德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他们都为当初的行为负有深深的自责，可都以赤诚之心努力补救遗憾，续写了流亡后的下文，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失为一名爱国者，为此也获得国家的谅解。1978年邓小平批示:“傅(聪)探亲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

见《报刊文摘》，20060123。又见《上海采风》，2006（1）。

关愚谦的归来也得到高层领导的同意，并受到国家的礼遇。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 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韪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而留下的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