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刘大年先生化作云烟。我没有去送行，为的是不忍心看到一位曾经神采奕奕的老学者，永远闭上了双目。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深到不经意会在耳畔响起他的湖南音，这不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慕名读了他的著作，也不是因为进入研究所后，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而是因为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日本学者井上清先生授予名誉博士的会上，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社科院给外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授衔，这还是第一次。会场不大但布置得很隆重，主持人讲话是念发言稿，不疾不徐，稳稳当当，听来大都是耳熟的套话。是由于会议涉外所以弄得这样拘谨? 还是作为一方主管的人讲话离不开事先拟好的讲稿? 这本该是启人心智的会议，一开场却那么平庸。正在我默默思忖之际，突然听到一个充满激情的声音，那是刘大年的发言。他是井上清的老朋友，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和切磋，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约是老朋友的业绩拨动了他的心弦，他的讲话如山泉出谷，滔滔奔流，他娓娓动人地叙说这一代日本学者的成就和风范。话语的流畅，思路的清晰，论理的严密，像是一挥而就的雄文华章，可圈可点。他以八十岁的高龄，作出这样虎虎有生气的即席演说，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 他没有老! 这也使我油然想起60年代的他，曾经以一篇《论康熙》在史学界引起震动。不论对其观点赞成的还是不赞成的，都不否认在那万马齐喑、八股成风的年代，这篇文章激起了对历史人物品评的新风。那时他还年青。岁月如驰，黑发人已成了白发人，是什么原因使垂垂老人葆有这样的青春风采? 听说他在临终前夕，卧倒在病床上仍然笔耕不辍，医生不得不给他用药，使他活跃的思绪停滞下来，不这样就不能使他得到休息。弥留之际竟然用人工麻木停止思维活动，是医学制胜了生命，还是生命使医学无奈?

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开动思考就如开动机器一样，运动起来的惯性不可逆转，生命不止，思索不已，连痴呆症的患者也不例外。已故考古学界的老前辈徐旭生先生是我的邻居，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连冷了穿衣服、热了脱衣服都要人招呼，你不叫他吃饭，他也许再也不会想到肚子饿，可他每天不言不语地端坐在书案旁，两眼直瞪瞪地瞅着书不动，有时还能往下翻页。我好奇地问他的家人，他还能看得进书吗?回答是看不进了。但他每天都要在书城中危坐，像是老僧入定，不这样，就会烦躁不安。在他痴呆得失去自我意识的时候，书，仍然使他牵肠挂肚，有了书似乎就有了他的天堂。难道在行将就木的身躯中，还有一息思想的细胞潜藏在无意识中盈盈欲动?

真正促使我想为老学者们写文章的，是86岁高龄的孙思白教授。他已退休多年了，一天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来到所里，一见到我就说:“你怎么不把文章送给我看呀，我喜欢看你的文章。”听他这么一说，我就随手把刚刚发表在1999年第1 期《史学理论》上的一篇《青史有待垦天荒》递给了他，对这件事也未在意。谁知过了一周，我突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是找到人事处才知道我的电话变了，否则早就要与我通话了。他在赞许了这篇文章后，话锋一转，连连谴责自己:“我这十年白活了! ”我心里一惊，这是怎么了。他说这十年疾病缠身，身上疼痛，手发颤，没有写东西。原来他说的“白活”就是指没有再出科研成果。我连忙问他今年高寿，他说，85岁了。啊! 这年纪早该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却因为从75岁以后，不能继续著书立说而于心不安。这样一位视科研工作如生命的老人，胸中要涌动多少蓬勃的思想活力，才能发出这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