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世俗理性”的概念来概括士大夫教化民众的观念，把精英的理念推向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国是礼俗社会，以礼化俗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

礼俗社会具有礼俗文化。礼俗文化就一定要带“俗”，对“俗”要进行研究。我曾和李泽厚交换过意见，他认为“生活是个本源”，我说，你从哲学方面提出问题，我要从历史方面去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当我写晚明城市风尚变迁时，谈到由消费生活启动而引发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研究上层社会通过哪些渠道来改变民情风尚是重要的一环。这是贴近社会、贴近民众生活的课题，也是新时期史学发展的方向。

从社会文化现象来看可以解释许多历史问题。比如说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一般都是从经济、地理环境方面去解释，但也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一贯到底，融入民众的生活方式，以礼化俗，主导俗的发展，致使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与俗的契合，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凝聚力，这是礼俗社会的一大特色。它是通过什么渠道，怎样广布全社会？中国士大夫是如何建立教化民众的使命感？历史学家应该去解释很多历史问题，解释了这些东西就会有很多智慧在里面。解释是有困难的，也有时会解释错，但这都不妨碍你以科学的精神去探索，用一种真实、无误的知识去说明。

有人问我是否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为什么有些新看法一定是来自外国呢？！我恰恰是从本土出发得出的结论，要说有相似之处，那只能说是历史有普世现象。中华民族的历史资源非常丰富，只要有一种开放的思想，把眼睛向下看，我们也会形成自己的学派。我国的礼俗文化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观念。研究工作不光是受外面的影响，本土研究也可以影响外面。

从传统到现代史学功能已经有所变化。当前的史学功能应该是教育为上，包括知识教育、素质教育，也包括给人以智慧。未来社会是一个智能竞争的社会。智能怎么开发？把历史只看成为领导提供资政的东西我看没有多大前途，但作为对民众的教育它会有很大的功能。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使一些传统的学科发生新陈代谢。历史应该在未来社会的智能竞争中发挥作用，研究者必须调整自己的智力结构。

1985年在《哲学研究》上我发表了《略论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一文，也是有感而发。在研究所里，像范老就主张史学家应该成为百科全书，像字典一样。我很尊重范老，但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如果要求史学家人人像字典，人就工具化了，削弱了研究的能动性。我认为，研究能力就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对史学工作者来说，主要表现为对史料的选择、判断、推理、概括和说明的过程。这是包括记忆力、思维力、创造力和表现力的综合智能，所谓智力结构就是这几方面的有机组合。

林甘泉先生在历史所里也推荐了我的这篇文章，说是代表了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其实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过去不能发现？一方面有“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另一方面存在着因循的传统，后辈人只是跟着前辈人走，只是去进行考证和补充。史学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开拓性人才，一种是建设性人才。现在大量的人才是建设性的人才，但是必须有开拓性的人才提出课题。这是我借用爱因斯坦关于自然科学的说法，其实任何学科都是需要的。史学研究需要进行开拓，史学工作者要从自身去进行思考，不要只考虑市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