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她在运输部航运处当一名文书。通过科德斯特里姆，她认识了康诺利和斯彭德——他们当时是《地平线》杂志的两位编辑——并在1945年成为他们的编辑秘书。跟莱曼的看法一样，斯彭德也认为索妮亚热切地想成为伦敦和巴黎文学与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乃至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她给人的印象是总在奋力超越自身，逃离其社会背景和她在其中受过教育的修道院，进入艺术家和‘天才’的享乐主义天堂，那些人会拯救她”——或者说被她所救。由于康诺利懒惰而且经常迟到，就由索妮亚管理《地平线》编辑部，她能干地与投稿者、印刷厂和控制纸张配给的政府官员周旋。康诺利对索妮亚有过非分之想，但被拒绝。他不喜欢她那种由她说了算的性格，在被拒绝后称她有同性恋倾向，还有不甚明了的报复男人的渴望。“我总认为索妮亚是我没察觉的对头，”他曾写道，“没察觉是因为不曾意识到她同性恋本能的力量……她给我带来的伤害多于好处，她与男性原则为敌，想得到她的怜悯，一定要卑躬屈膝才行。”最后一句影射的似乎是奥威尔。

索妮亚的几位好友同意康诺利的意见，即性事令她苦恼不已。黛安娜·威瑟伯说“她跟男人调情、约会，但在所有的表面下，我想她的确对他们有种抗拒感，那是根深蒂固的”。小说家戴维·普兰特（David Planter）提到索妮亚永远无法解决她的性问题：“既然她自己觉得性事不重要或者说从未真正重要过——或者说她对之总有恐惧感——但她想象这个世界重视性事，除非性得到满足，否则会患上性恐惧，她对此感到痛苦，无法忍受谁认为她有性恐惧。”诗人沃尔德马·汉森（Waldemar Hansen）说得更直白：“她并不滥交，她上床不是为了性——她是个‘操明星的’。”这么说在索妮亚眼里，调情和性事（如果绝对必要）是让非常普通、并不出众的女人在艺术圈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一种途径，也许是最有效的。

索妮亚的性格不同寻常地结合了令人愉快和讨厌两种特点。她工作勤勉、热心肠、有趣、大方——“好人一个”，也很喜欢宣扬她当下喜欢之事。在英语也能表达时，她却会做作地用法语，还对她一无所知的话题振振有词地与人辩论（甚至跟物理学家），令人恼火不已。她说一不二，性格急躁，在文学上是个令人瞠目的假内行。跟索妮亚共同编辑了奥威尔作品的伊恩·安格斯（Ian Angus）称她“深负内疚、焦虑不安，让她有时不计后果，有自毁倾向。我想她的所有朋友在某一时，都因为她的无礼受过伤害”。

有位作家也描述了索妮亚的外貌、习气和性格。在巴黎见过她和情人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美国评论家莱昂内尔·艾贝尔（Lionel Abel）曾写道：“当她想确保她周围的人会认真听她说话时，会夸张地把一头浓密的金发猛地甩过肩，然后宣称：‘问题是……’这种做法屡试不爽。”在《盎格鲁—撒克逊态度》（Anglo-Saxon Attitude，1956）中，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以她为原型塑造了艾尔维拉·波特韦，她发表夸张的意见，长着“紧绷的嘴唇，她那双很是神经质的眼睛里有种紧张神色”。在讨论英国式道德说教时她曾慨叹：“那只不过是种英国客厅里玩的游戏，”她一边用手指绞着头发一边说，“很可怕的是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文学，摩根·福斯特和那些作家的东西里面全有。”杰拉德（杰拉德·米德尔顿）注意到她话里的内容越含糊，她就越加以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