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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威尔已病入膏肓，但仍计划写一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重要论文，而且的确开始动笔写关于伊夫林·沃的一篇。法弗尔曾写道奥威尔钦佩康拉德，因为他展示了“人总是孤独的，政治生活提供不了道德指南”。奥威尔对康拉德的散论让人们对他计划要写的论文主题有所了解。在评论一本关于斯汤达的书时他曾说：“干革命的十有八九不过是个口袋里揣着颗炸弹拼命往上爬的人”，这也是对《在西方的注视下》十分精确的描述。1945年在评论康拉德的短篇小说时，他从肯定的角度评价了康拉德的政治信念。奥威尔写道，康拉德的欧洲大陆背景令他“对阴谋政治有相当的了解。他经常表达出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极为厌恶，而对这两类人又抱以很大同情，因为他是个波兰人——也许在本国政治运动中是个保守派，但又是个反抗俄国及德国的人……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从未伪装是别的任何派别，但他也是被压迫民族之一分子，完全理解人们为何扔炸弹，尽管他不赞成这种行为”。4年后，当一家波兰流亡者所办杂志的编辑询问他对康拉德看法如何时，奥威尔回答道：“我认为康拉德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确实有种成熟感和政治理解力，那在当时的英国本土作家身上几乎没有。”

伊夫林·沃跟奥威尔年龄相当，出身于类似的中等阶层专业人士家庭。但沃在势利的人世间如鱼得水，纵情于奥威尔不屑的种种奢侈享受：乡间大屋，一间在伦敦的俱乐部，享乐性的出游，讲究的衣服，好酒和昂贵的雪茄。在鲍威尔和马格里奇的鼓动下，沃去克兰汉姆看望过奥威尔，但对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未留下任何记录。

像看待康拉德一样，奥威尔想从政治角度衡量沃，打算把他“当作一个范例，来证明‘艺术只有是进步才是好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他也跟法弗尔讨论过，后者记下了他的信念：“沃是他那一代中最好的英国作家……（但他）逐步从讽刺他笔下的有地产的贵族转变为与他们站到一起，因为他最终在《旧地重游》中得到了极为重要的效果：他在此真正表露了其同情心之所在。”在那篇未完成的论文中，奥威尔把沃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做了比较，他写道：“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英国小说家中最突出地与其同时代作家反其道而行之的是伊夫林·沃……在作家同行眼里，其主要错误总在于政治趋向保守，这点甚至在如《衰亡》和《罪恶的躯体》那些轻松的书中也显而易见……真正创作动力来自对贵族制度抱有浪漫看法的作家有很多，而沃是最新的，或许还是最末一个。”

1949年9月，纽约的《党见评论》杂志把奖金为1000美元的文学奖发给了奥威尔。之前他从未得过英国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奖励，这是他唯一一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