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为了庆祝成立4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当时爆发了游行示威，但遭到了警方的武力阻挠。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看着这一切，几乎懵了。他不知道，他后来的接班人埃贡·克伦茨也不知道（埃贡·克伦茨曾试图极力避免整个国家瓦解），在那之后不久柏林墙就会坍塌，整个世界也将随着柏林墙坍塌。奇怪的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在昂纳克身上奏效了，但是对于安格拉·默克尔却并不是那样。当然，她谁都不是，在历史中，当成百上千的人翻过分割柏林的关口之前，她就已经迟到了。现在，她会极速地弥补那些曾经错失的时间。但1989年11月9日，在世界改变了它的一些基本特点的那一天，这位未来的德国总理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星期四她通常都会去洗桑拿，就算世界坍塌了，她也雷打不动。而那天（11月9日），世界真的坍塌了，她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在桑拿房中流着汗水。她之前也从电视里听说了一些事情。君特·沙博夫斯基——统一社会党新上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关于开放边境的事情。“有一个新的规定”，沙博夫斯基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现在的时代，德国电视里总是有新闻发布会，这俨然成为一种绝对的狂热），“允许没有特别批准的‘私人旅行’……”整个发言的用语极为官僚，难以全部理解，但是几乎所有的东柏林人都迅速地理解了。可是默克尔并没有理解，那时她还是一个科学家，一个物理研究者，不是政治家。应该说，她看上去与政治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人们欢欣涌动，而安格拉却克制自己没有给母亲打电话，然后就去蒸桑拿了。尽管她也曾跟父母说过，如果有一天人们被允许到“那边”去，他们肯定会去凯宾斯基吃牡蛎的。

我并没有立刻明白那天晚上就会开放柏林墙。在晚上9点。但不管怎样，我没有错过什么。

多年以后，她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实用主义者这样说道。就这样，“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喝一杯啤酒”，就在那晚9点，和民主德国的百万居民一样，她终于有了行动，人们似乎看到她蓝色的大眼睛和齐耳的发型。她胳膊下还夹了一个大大的运动包。她跟着人流，通过了博恩赫姆大街的关口，有些冒失地进入了西柏林的威丁区。她在寻找一个电话亭，想给汉堡的阿姨打电话（其实安格拉几天前去拜访过她，这种拜访对于其他的“民主德国人”则是一件复杂得多的事情），但没有成功。之后回忆中的画面就是，她在陌生的人群中以一种相当文雅的方式短暂地庆祝了一下，而她周围的人都非常激动和兴奋，因为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变成了现实。

我碰到了一些人，然后突然我们所有人坐在了西柏林的一户喜庆的人家的公寓里，在那儿我也能打电话了。后来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全都想去“裤裆大街”（“裤裆大街”是德国一条销售各种奢侈品的购物街。）但是我更想回家……你们知道，我早上得早起去上班。

然后，这位德国总理补充说：“如此多的外人的陪伴……就我的习惯来说，那次我真的是过了。”

如今，在历史动荡面前想办法引领这个欧洲最大的国家的她，即使是对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来说，她的冷静也是很引人注目的。默克尔不喜欢让自己被各种事情拖拉，她更喜欢科学分析的简单适度，而不是敏感的热情。即使她在面对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时，也是如此。从“我早上得早起去上班”这句话可以看出，她没有理解到她正在经历的伟大的历史时刻。

几天之后，安格拉去了波兰。她的同事对于她身处波兰而不是德国都难以置信，那时的德国“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

之后他们告诉我，在我们下次去柏林的时候，德国很有可能就已经统一了。我当时非常吃惊，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