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自由德国青年团组织了一些专门的“学习集体”，在那里所有人都时不时地参加一些有不同社会用途的活动。比如，安格拉就为重建出现在大学附近的一种古代堡垒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这番重建的目的是在那些古城墙之间建立一个学生俱乐部。如今的德国总理记得，她曾经和许多人一样， 1973～1977年在俱乐部的建筑工地上工作过。她并不怎么以此为乐，其他人则耗费了比她多得多的精力。值得一提的是，至今这个集各种酒吧和饭店为一体的“俱乐部”仍然是很多年轻人常去的场所。不管怎样，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安格拉必须时不时地写一系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题的文章，但同样，再也没有任何人能翻出这些文章了。另外，安格拉显然是学生的榜样，而且也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她极其坚定决绝，会精确地规划自己的人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应该到达哪里。比起政治，安格拉似乎更喜欢文学、戏剧，通常是文化方面。然而，民主德国局势在那几年里紧张而剧烈，人们习惯的那些可靠与确切的东西被不停地动摇。 1976年，持不同政见的创作歌手沃尔夫·贝尔曼在他第一次赴西方巡回演出的过程中，被剥夺了民主德国国籍（默克尔似乎很喜欢听沃尔夫的歌曲，这些歌曲被政府的最高领导层视为丑闻，但是仍然非常的“共产主义”）。科学家罗伯特·哈维曼也被无限期地软禁在家（安格拉是罗伯特·哈维曼的儿子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叫乌尔利希，也叫伍兹，是罗伯特与其前妻之子），而曾经在《更替》一书中严厉批判当时政体的哲学家鲁道夫·巴罗也被逮捕了，像一个包裹一样被遣送到联邦德国。之后还发生了很多抗议，通常都被镇压了。朗古特匆匆记载了一笔：“结果安格拉·默克尔并没有参加抗议行动。”之后又补充道：“默克尔将她学习的那段时光描述为‘定位于利益，但是非常明朗而且完全没有什么焦虑和烦恼’的一段时间。”她很喜欢旅游，和她未来的丈夫乌尔利希·默克尔（当时他也是学物理的学生）一起，去参加各种学生聚会（“每个星期我们会去两次迪厅”），有时也站在学生俱乐部的吧台后面赚几个马克，在那儿调制“樱桃威士忌”（也有人精确地指出那是伏特加酒，因为从苏联进口伏特加是最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