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同光四年（926）二月初的一个夜晚，刚刚重现光辉的月牙依旧显得单薄。贝州城内外，除了点点灯火，四下里一片阴沉。偶尔有火光摇曳，照映在守城士兵的脸上，似鬼煞般的表情更为这样的黑夜平添了几分阴霾。

守城士兵皇甫晖所属的部队戍卫期满，本当回乡休息；但因遭到皇帝猜忌，被迫继续屯戍贝州。皇甫晖心情抑郁，在营中赌钱又欠了一屁股债，遂利用士兵的不满，煽动叛乱。贝州的士卒一呼百应，胁迫效节指挥使赵在礼为帅，抄掠贝州，然后黑压压地杀向后唐陪都、河北重镇、皇甫晖的老家——邺都兴唐府。

邺都被叛军的喊杀声所吞没时，后唐的国都洛阳却仍然沉浸在咿咿呀呀的戏文里。后唐的前身乃割据河东地区的晋国，李存勖为晋王时，以励精图治、用兵如神而著称。他曾击破契丹、桀燕（卢龙军），威压河北三镇，吞并后梁、前蜀，缔造了五代诸朝的最大版图。只是，自从“晋”变成了“唐”，晋王变成了唐帝（唐庄宗），李存勖也变成了“李天下”。他宠信伶人，整日在听戏与唱戏中醉生梦死，朝政荒芜。

混乱中，李存勖起用了备受自己猜忌的宗室名将李嗣源。可当李嗣源率领后唐的精锐之师到达邺都前线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为了邀功请赏，后唐的士卒竟然与叛军里应外合，参加了叛乱；更具戏剧性的是，叛军新拥立的首领，竟然就是前来平叛的李嗣源！

然而，这样的荒诞剧在当时不过是家常便饭。魏州兵变（邺都原名魏州），也不过是唐末五代以来，数不清的地方兵变之一。

五代十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烽火不断的时代。而酿成这个混乱时代的始作俑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明皇李隆基。

距离此时的一百五十余年前，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也一手缔造了“安史之乱”。唐朝末年，内有士人党争、宦官乱政，外有军阀割据、藩镇兵祸，其中又尤以藩镇闹得最凶。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最后出了一个“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大唐皇帝都赶出了长安城。

一直韬光养晦的新老藩镇这才踊跃起来，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天祐四年（907）四月，黄巢降将、割据河南的梁王朱温（朱温曾被唐朝赐名朱全忠，称帝后改名朱晃）终于废掉唐哀帝自立，改国号梁，史称后梁。割据河东的沙陀族人晋王李克用，则与朱温连年征战成为世仇。最后，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战胜了朱温的儿子，以恢复唐室的名义，重建“唐国”，史称后唐。

后梁与后唐，都是五代时期的“正统”王朝。

所谓五代，说的是当时黄河流域的五个小朝廷，分别是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6）、后汉（947—950）、后周（951—960）。其中疆域最大者为后唐，一度将势力扩展到辽东、四川，但这个版图很快就崩溃了；最小者为后梁，辖区不出传统的“中原”之地。而以时间论，享国最久的后梁不到十六年，最短的后汉更是只有区区三年多——为中国正统王朝短命之最。它们不过是一个个大型藩镇，根本没人拿它们当“朝廷”。但它们毕竟代表着中华正统，因而被修史者合称为“五代”。

五代之外，还有“十国”，包括江淮地区的吴（又称南吴、杨吴）和南唐（后改国号江南），江浙地区的吴越，福建地区的闽，荆湖地区的荆南（又称南平、北楚）和楚（又称南楚、马楚），川蜀地区的前蜀（曾以汉为国号）和后蜀，岭南地区的南汉（曾以越为国号），以及山西中部的北汉。这十个割据政权有的自立为帝，与五代小朝廷分庭抗礼；有的接受五代朝廷节制，名义上向“中央”称臣纳贡，接受“中央”册封，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各自为政、世袭罔替的割据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