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肉体意识，尼采展开了对生命意识、本能、欲望、激情、感官、冲动、兽性、权力欲、行为、表面性、现象性等问题的讨论。从某个角度讲，尼采可以被称为第一个以身体为焦点泛化开来的诗人哲学家。

福柯认为，根据尼采的精神遗产，已经能够建立以肉体法则为中心的谱系学了，“我们总以为，肉体之服从生理规律，无历史可言。这又错了。肉体处于流变过程中，它顺应于工作、休息、庆祝的不同节奏，它会因药物、饮食习惯和道德律等所有这一切而中毒，它自我阻抗”。

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病人，尼采却没有为病人进行辩护，反而视病人是社会的寄生者：“在一定情形下，更久地活下去是不体面的……理应在社会上招致深深的蔑视。而医生应当是这种蔑视的媒介……赋予医生一种新的责任，凡是生命、上升生命的最高利益要求无情排斥和扼杀衰败生命的场合，都要他负责——例如决定生育权、出生权、生存权。”

这，难道没有构成一种纳粹式思想吗？尼采自己说：“最平静的言语乃是狂飙的先声，静悄悄而来的思想将引导这个世界。”这里，就出现了那个言语与那种思想，它在几十年后就真的掀起了狂飙的先声并引导了世界，或者说，它预言了。

至少纳粹主动与尼采思想建立起了联系，他们愿意一厢情愿地相信尼采对德国不过抱着一种“爱极了的憎恶”的心情，并不在乎尼采对德国、对德意志人、对德意志民族曾经说过的那些恶言恶语。戈培尔在其日记中写道：“与叔本华相比，尼采自然与我们的观点更加接近。”因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提高和简化生活，而不是给它罩上一层悲观的面纱”。1934年，希特勒决定建立一座有代表性的尼采纪念堂。同样喜欢阅读尼采的著作的墨索里尼捐给纪念堂一尊酒神塑像。希特勒还计划在拜罗伊特建立一座大型纪念碑，与带有“查拉图斯特拉”纪念碑的哲学家纪念堂相对应。一座建在山丘上的宫殿式大理石建筑，与庞大的节日剧院一起组成了德意志的帕特农神庙。

尼采也属于一个自我作践者、自我解放者、自我救赎者。他避免不了痛苦，就转而利用痛苦、升华痛苦。

尼采赞美荷尔德林，因为在荷尔德林的散文里，他看到了音乐性，听到了那种令人痛苦的声调，同阴森森的挽歌相似。但是，荷尔德林能够重新骄傲地欢呼着胜利，转入神的尊贵。

痛苦甚至被尼采理解为可以培养快乐的感觉，因为微小的痛苦的积累正是高度快乐享受到来的必要前奏。他在这里的有所发现也是非常有趣和奇怪的，他发现“发痒就是这种情况，交媾时性器发痒亦然。于是我们看到，不快乃是作为快乐的成分而活动的。看起来，一个小障碍被克服掉，立即又有一个小障碍出现，后者又被克服掉——这样一种抵抗与战胜的游戏，最强烈地激发了那种构成快乐之本质的关于过剩权力的总体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