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久美、格桑和两位老师，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西藏登山学校。来自北京、深圳等地的希夏邦马峰攀登队集结了。

攀登队11名队员中，我同汪建是最后抵达的。

这一次攀登全程由西藏圣山登山探险公司负责计划安排、提供技术和后勤保障。高山向导、高山支援，再加后勤保障人员有28人，队员和保障人员配比1:2.5。这支团队的人员合计登顶海拔8 000米以上山峰有四五十次之多，实力可谓强大。西藏登山学校副校长阿旺罗布担任登山队长，这是一位曾7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年轻登山家。

除了11名登山队员和工作人员，随队的还有来自深圳的青年纪录片制作人洪海、陕西电视台记者王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杨浪涛（后抵达）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陈芳、梁羽，两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将在登山期间及前后开展一个科研项目，抽取六位志愿者的血样，提取RNA，进行基因图谱分析比较，从分子生物学层面研究低海拔生活的人们如何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

队友基本都是熟人。北京探路者的王静、中建三局的华仔（大名黄宗华）2007年曾同老王一起攀登卓奥友峰，此外还有现任深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主席的居士（朱廷峰，现任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深圳华大基因研究所的汪建、从事管理咨询的田同生老师、来自福建的山友花雕(大名张鹰)、昆明城建股份董事长李捷、云南的金飞彪和金飞豹兄弟、深圳农行的张梁。11名队员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最年轻的也是70后，嘿嘿，可能是中国登山史上年纪最大的一支队伍了吧！

可以感受到中国业余登山运动在近年蓬勃发展。

何谓业余？

早期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创办者顾拜旦的主张下，遵从古希腊以体育塑造人格的理想，坚持业余精神，重在参与，重在提高人民体魄和灵魂的健全。但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演变，职业和业余的界限越来越难以界定。1980年，国际奥委会将业余原则从宪章中删除，宣布奥运会向世界上一切最优秀的运动员开放,也彻底打开了商业化的大门。

美国有一项业余体育联合会（AAU）苏利文奖，自1930年以来每年颁发一次，授予美国的优秀业余运动员，被誉为体育界的奥斯卡奖。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关颖珊、游泳名将菲尔普斯都曾获此殊荣。当然也有人质疑，菲尔普斯从小开始，每天早上7点训练，一天2～5个小时，一周要练6～7天，算不算业余呢？

事物的发展演变，往往会消解它朴素的本质。职业体育有明显功利性，但我们不妨接受它——最高竞技台上的职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成绩有天壤之别，但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职业和业余有何不同呢？

西藏登山学校招待所，简朴，整洁。刚入住下来，陈芳同梁羽就带着针管来抽血。因为提前打了招呼，老王有心理准备，挽袖子伸胳膊。陈芳扎橡皮筋，棉球涂抹酒精，针头对准一针戳进去，没有见红，两针、三针……也许是房间灯光比较暗，也许是紧张，也许是不够老练，扎了五次也没有扎进静脉血管。万科集团掌门人紧闭双眼，故作镇静状。捂着白口罩的在读博士生陈芳连声抱歉：“不是专业护士，手生得很，对不起！要不这样吧，到人民医院去抽血，路程也不太远……”

半个小时后，在西藏人民医院顺利完成抽血。此次志愿做“小白鼠”的还有汪建等共六名队员。利用基因检测分析人体在高海拔低氧环境的适应能力，是一个开创性的研究课题，课题导师就是汪建。对实验的意义，汪建如此描述：首先，了解人体对低氧环境的反应，对登山活动有实际帮助；其次，缺氧是人们进入青藏高原的最大障碍，也是许多危重病共同的病理表现。研究急进高原人群对低氧的反应，对了解危重病的缺氧和调节机理，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华大基因的这个研究课题始于2006年，汪建带着助手陈芳，借助由西藏登山学校组织的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海拔8 200米）的一支队伍，携带了一笼小白鼠（这一次前往希夏邦马，实验动物由小白鼠彻底升级为人），作不同海拔高度的适应实验。实验过程中，有高血压、气管炎病史的汪建高山反应强烈，头晕，呕吐。实验完成，顽强的汪院长不听登山组织者的劝阻，成功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