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上午自由活动。下午1点30分，从拉萨出发，一辆中巴车经曲水县，沿雅鲁藏布江，上盘山公路，来到顶处，便是羊卓雍湖。沿高原平湖继续西行。冷峻的山体泛着绿色，天空湛蓝得发黑，云朵低垂似伸手可摸。

车上，金飞豹跟大家神侃穿越格陵兰岛的趣闻，眉飞色舞。张梁则回忆徒步北极的经历，险象环生。2008年5月，飞豹穿越格陵兰冰盖，暴风、大雾、低温，天地一片混沌……此时的张梁正在徒步北极路上，同一只饥饿的北极熊正面冲突。何曾想四个月后，两个人会走到一起攀登希夏邦马峰呢？

四个月前老王在做什么呢？唔，“5·12”汶川大地震，因一篇博客文章对赈灾慈善的表态，引发“捐款门”事件而苦苦应对，不亚于一次攀登8 000米山峰的磨难——岂止？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地震后的“捐款门”，引发了一次心灵的“地震”。

拉开车窗，风呼呼往里灌，周身舒畅。真想大喊几嗓子！

同汪建同排座位，聊万科企业管理心得。华大基因正在急速扩张，华大掌舵人只要同老王在一起，就会抓紧时间推销生物科学的重要性，又贪婪吸收万科掌门人管理企业的种种经验，互相没有戒备，没有功利，也没有竞争，常常为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

认识汪建是早在2003年10月的事，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组织一次北京远郊云蒙山纵走，我在队伍中认识了几位分子生物学科学家，其中就有汪建。汪建比我小三岁，个头体型相似，都经历过“文革”，说话直爽，有毫不掩饰的一股傲气——有本事的傲气，我欣赏。两个人是气味相投：有话说有屁放的爽快作风，甚至连火暴的臭脾气也类似，很快熟络起来，惺惺相惜，山友加朋友，彼此称呼“老王”、“老汪”。

1983年5月7日，我搭乘广深铁路火车抵达深圳。满目吊塔林立，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往来如同人龙，柴油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土黄色的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层灰尘，舌头舔舔嘴唇，是涩涩的土腥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同时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分泌猛增。这时候的我33岁，当过兵，做过工人，在政府机关工作了三年，有一定的阅历和信心，更有于连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

这一年，湘雅医院电镜室的汪建大夫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经历了“一号任务”突然中止的挫折，汪建激情不减，认定自己会在中西医结合科研领域走出一条路来。他学西医出身的，到中医院校说话总有点怪声怪气，惹人不高兴，觉得他心意不诚，只想挂一个“学贯中西医”的牌子，去社会上坑蒙拐骗。

但那时候的汪建，对中西医结合的理想是真诚的，野心是实实在在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直到今天，汪建对中西医结合依然保持相对开放的态度。多年的求学和科研经历，他得以充分接触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理论及前沿研究，同时又没有陷入任何一方的成见中，独沽一味，而对其他的医学理论加以排斥。

1984年前后，有几位部委领导和老科学家对气功很“发烧”，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数学所调了一些人，又从山东大学数学、物理、医学各专业抽调一批人，成立卫生部直属的气功研究所。汪建也作为第一批研究人员调了过去，搞气功研究。

汪建看到气功师“刀枪不入”，想到石墨和钻石的关系：石墨是纯碳，钻石也是纯碳，但结构一旦改变，黑色而柔软的石墨，就变得晶莹透明、硬度极高，那么气功师刀枪不入的时候，是不是细胞胆固醇变成某种有序的结构而导致？他打算从测量细胞膜的流动性和有序结构入手。

很快他就发现，科研人员和气功师很难配合，沟通也有问题。气功师说硬功是等而下之的气功，他现在正在养功，不愿意在这方面浪费功力。气得汪建把实验室门一关，“我们俩比画比画！”最后是不欢而散。

1987年前后，汪建心灰意冷，离开了研究所。这一年最有名的事件是大兴安岭火灾，轰动一时的气功大师严新说“我要它灭就灭，我要它起就起”。汪建心想：这不是走火入魔了吗？

他遭遇科研探索路上的又一次挫折。

1987年到1988年，汪建离开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回到湖南医科大学当药理助理研究员，从事细胞因子与血管内皮细胞作用的研究；1988年，他出国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作博士后研究，专攻谷胱甘肽S转移酶的蛋白生化性质；一年后又到艾奥瓦大学做博士后，从事MHC-II型DR抗原在平滑肌细胞中的表达研究；1990年进入华盛顿大学任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细胞分化与增殖相关性研究，工作内容涉及基因克隆、蛋白质表达、检测等等，这一做就是四年……

这一时期的老王在干什么呢？1988年12月28日,万科股票公开发行。4 100万股的股份中，万科职工股应得股票约500万出头。怎么分配好？按照市府办公厅下发的文件，只允许10%量化到个人名下，其余的由集体持有。我明确表示：放弃应得的个人股份。管理层也随之放弃，并提议将职工股成立基金。今天，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万科公益基金会，用以广播慈善，回馈社会。

为什么选择放弃股份？哲学家罗素说，人的奋斗不单纯是受物质享受的欲望所驱使，人的天性有占有欲、权力欲和创造欲。占有欲渴望的是物质财富。我更倾向于权力欲和创造欲，如果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者默不出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后者。

财富本身没有好坏，我并不觉得财富是一种恶，但是在占有欲、权力欲和创造欲之间，人生有限，我知道自己不可兼得，应该有所取舍。

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快速发展和新教伦理道德有直接关系。新教把人们的财富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将它视做上帝的旨意，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在这种伦理道德出现之前，全世界大多数社会观念都是反对营利性工作，排斥财富增值活动的，中国也不例外。

在30年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企业家的财富来源一直遭受质疑，一些企业家还因此落马，其中固然有自身违法行为导致，但也和传统社会认为“为富不仁”、“君子固穷”、“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念不无关系。

我没有选择财富，而是选择了事业，在公司所有权清晰、治理规范的同时，也避免了外界对企业家个人财富的质疑。有意无意中，我选择了一条比较安全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