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是节目制作人，电视是个大量消耗构想的地方，他问我有没有构想留给他，由他来完成我的未竟之志。我又叹了一口气，我说我的构想都不能卖钱，你的那些构想以后也不能卖钱，“中华电视公司”马上就要开播了，电视生态面临剧变。我告诉他，“中视”的筹备委员会排斥政战势力，王化公遇挫，化公是英雄，英雄一定要贯彻自己的意志。他要再成立一家电视公司，“中央”为他修改决策，把“以两家为限”改成“以三家为限”，就凭他这份能耐，“华视”在他的保护伞下出手抢夺广告资源，要想后来居上，必然凌厉向前，新闻局必定无法阻挡，“中视”“台视”必定紧紧跟随，那时你们就可以放开手脚，放射才华。节目违规和业务成长成正比，今天你一切的“恶念”，那时都是“善策”，你要马上储存一切愤世嫉俗，离经叛道，奸盗邪淫，怪力乱神，以备临危受命，出奇制胜。他听了一言不发，猛抽香烟。后来我们没有再见面，我知道他在大江淘洗中屹立不移。有一天我在餐馆中和他偶然相遇，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彼此都没有说话。

后来的学者管国民党的想法做法叫“党文化”，管大众的倾向追逐叫“流行文化”，党文化已不能左右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反而渗入、变造党文化，商业电视的勃兴推动这一演变。商业电视的激烈竞争加速这一演变。

那时蒋经国先生已是一个慈悲老人，难得他看了三天电视，召见三台总经理，责备他们“祸国殃民”。三台连忙开检讨会，签订公约，要怎样怎样做。我私下议论，引用了一则新闻：美国某大学的女生发起“不与男生接吻运动”，开会、签名、发表声明，样样做到，可是不久发现许多女生和男生幽会拥抱，运动的领导人也在内，运动完全失败。我说三台的公约只能是走一个过场，结局和“不与男生接吻运动”相同。

结果传媒商业化改变了人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瘫痪了政府对社会的运作。

蒋经国哪里管得了许多，他也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只见党性泯灭，社会分解，传统颠覆，终于重新洗牌。五十年代，雷震殷海光花了十年工夫没做到的，六十年代，李敖柏杨花了十年工夫没完成的，七十年代由商业电视毕其功于一役，三家电视公司“祸在党国”，功在人民。当然他们并不是预先知道有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