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毕竟是轶事。轶事背后是制度安排与铁律监管。施罗德任上领衔的社民党，有个“没有钱买糖和咖啡”的故事，可不能算小事了：作为执政党的社民党在2002年总收入有1亿5877.2万欧元，其中49.3%来自党员的党费，总量不算少，由于当时是大选年，支出达1亿8727.5万欧元，出现了2850.3万欧元的赤字。而《政党法》对政党的收支有专门的规定，不是没钱就能够任意拨款的，不能对纳税人的钱想花就花。所以，财务就紧张了，开会之际，总部办公室没钱买糖和咖啡，想喝请大家自己出钱买去。人家喝咖啡，就像俺们喝茶水，不是不可以公费，而是钱不够就自己凑，这里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紧要。

在德国，入党和当官就意味着发不了财，因为一个德国普通官员的平均月工资仅为2700多欧元；想借当官的机会揩公家油也不可能：政府公车绝对不许私用；官员接待客人须自掏腰包；接受30欧元以上的私人礼物就算受贿……就这样，施罗德和施罗德领导的执政党看起来“穷得可怜巴巴”，但这偏偏就是人家的体面事，“知否知否，应是民肥官瘦”，这不是挂在他们嘴上的。而这一切的铺垫，落实到总理的卸任上，就成为一种简单的顺理成章：下台了就下台了，退休了就退休了，成为普通公民了就成为普通公民了。总理与律师，都是一位国家公民可选择的职业，只是前者得竞选投票有点难，而后者只要考证过关。在德国，想成为一名律师也不太容易，要依《德国法官法》有法官任职资格者才可以成为律师，先后需要通过两次国家考试。德国如今共有7万多名律师，都是专职律师，可以到大学兼职开课。当总理还是做律师，这样的职业选择，在自由民主大气开放的国度，在宽容成熟的制度环境下，真的是“简单的选择”，远离“真实的谎言”。

与“不爱江山爱美人”那个著名典故中的个人选择不同，做过总理之后选择做律师，与其说是个人选择，还不如说是制度安排与环境使然——真是什么样的制度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生，所以我不愿意将施罗德卸任后重操律师职业看成是他个人的洒脱。而与“国家领导人拉着淘粪工人的手说我们是分工不同”更不同的是：两个有地位反差的人，分别在思想意识里抹平地位反差是容易的；而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先后经历两个确有地位反差的职位，却也能抹平地位反差是不容易的——这是我作为外人所说的“不容易”，而施罗德轻易地就抹平了，渡过了，你能不对施罗德和施罗德所处的制度环境遥致敬意吗？

（原载2005年11月24日《东方早报》、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