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台的李海瓒，大概梦里都会觉着委屈。在他任职总理的一年又八个月内，确实颇有建树，被称作韩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实权总理”。可是，没想到休假时的一只高尔夫球，就将他击落下台。他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人一起，打了一场错误的高尔夫球”：3月1日那天，韩国独立运动节，举国在纪念，同时全国铁路系统工人在大罢工，面对这些国政大事，作为总理的李海瓒恰逢休假，与一群商人一起在打高尔夫球。尽管出事后李海瓒认识深刻，接连三次向国民公开道歉，可仍无济于事，不得不于3月15日引咎辞职。李海瓒终于看到了制约的力量。没有制约，也就无所谓“丑闻”，因为缺乏制衡制约的地方，高官的“丑闻”轻轻松松就能成为“国家机密”。

英国工党鬻爵丑闻也好，韩国总理高尔夫丑闻也罢，都让我们看到了两支重要的制约力量：一是媒体，二是反对党。英国工党的这次丑闻，是在三名巨商被发现经常出现在唐宁街附近的一个活动中心后曝光的，媒体立马倒戈，对布莱尔喊出一片下课声；韩国李海瓒打球的当天，就被韩国内媒体批为“不务正业”、“不分轻重缓急”；而李明博那番说漏嘴的话被媒体公开后没多久，韩国一家电视台就把他曾在周末独自占用某网球场还不交钱的事给捅了出来。当政者出娄子，反对者抓住时机穷追猛打那是肯定的了。爱曝光的媒体也好，唱反调的反对党也罢，背后的机制就是最简单的两个字：民主。没有民主的政体，就没有这一切。当然还有“公平”二字，朝野交替、轮流执政本身就是一种公平；而舆论监督被称为“无孔不入”，也是公平的体现，如果舆论不能批评、监督、曝光在位的大象，大象有大孔也入不了，而只能去捕捉底层的蚂蚁，把巴掌拍得呼呼响，这对蚂蚁来说算是公平的吗？

权位不稳定，不健康的政要动不动得下台，这恰恰证明了国家肌体的稳定与健康。如果执政者为了一己之利，如果执政党为了一党之利，那么，就不会使媒体和反对党成为制约力量；如果是为了国家的健康、百姓的利益，那么就必须让公平与民主浸润国家和社会的整个肌体。权力的超稳定是可怕的，只有板结的体制才能造成权力的超稳定。如果在韩国处于权力超稳定状态，那么，作为总理的李海瓒就没有下台的可能；同样，若在权力超稳定状态下，出身贫寒而靠捡垃圾完成大学学业、曾因不满军政府而蹲过半年大牢、做了韩国首都首尔市市长而在政坛一帆风顺、甚至极有可能竞选下任总统的李明博，就会一直风光下去，说不定还真的成为韩国下一届总统。

政要的不稳定，其实就是对绝对权力的拒绝。一个民主的国家，政要的权力只能是相对稳定的，因为权力本身就是被强力所制约的，被制约的权力就不可能是绝对的权力，非绝对权力才能有效防止腐化。布莱尔应该知道自己国家的伟大哲人阿克顿说过的话：“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没有绝对权力的布莱尔，这回同样不可能用绝对权力来消解工党的“鬻爵”危机。阿克顿还说，不负责任的权力必定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所以他建议：“把绝对权力放到责任的集中营里吧。”其实，放到责任集中营里的权力，也就是有限权力了。

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享受，绝对的权力能够造就绝对的超稳定结构，最终使权力中人在绝对的超稳定结构中超稳固地享受绝对权力。但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让一个结结实实闹出丑闻的高官继续把权力享受下去的，因为他没有绝对的权力。我们看到，在电视里李海瓒为辞职而黯然神伤，这也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有了个人的黯然神伤，才使一个国家不黯然神伤，才使一个民族不黯然神伤，才使这个国家民族的无数百姓不黯然神伤。

（原载2006年3月24日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