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帝逊位诏书》中，与出现三处“袁世凯”相比，分量要重得多的是，同样也出现三处“共和”。《清帝逊位诏书》是不能遗忘的，就因其中的共和思想、宪政精神。著名学者、法学教授高全喜在《立宪时刻》（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一书中，干脆将《清帝逊位诏书》说成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见第83页）。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清帝逊位诏书》是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具有立国基础的宪法意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

比较遗憾的是，《立宪时刻》的作者认为，《清帝逊位诏书》谁写的不重要，对张謇的着墨不多，但也说道，张謇是草拟诏书的不二人选，“张謇的立宪思想是解读这份诏书所蕴含的宪法法律意义的最为恰切妥当的注脚”（见第95页）。在我看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刻，谁执笔来写，真是太重要了。换作别的人来写，仅仅只把“逊位”这层意思表达清楚也可以了。

然而，高全喜教授将《清帝逊位诏书》看成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是很有价值的。“光荣革命”意指和平过渡、没有流血或流血甚少的革命，亦即以谈判妥协为主的革命。狭义的“光荣革命”是指1688年英国的那场非暴力革命，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这场革命没有流血，因此历史学家将其称为“光荣革命”。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就源于这次光荣革命。光荣之革命，属于不可避免、但又相对温和的革命。光荣与梦想结合得好，当然是最理想的。

谈判、沟通、妥协、让步，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都有一点“费厄泼赖”精神，最终达成了契约协议，很多政治历史就是这样走过的。《清帝逊位诏书》也有鲜明的契约性。一方对另一方有优待的承诺，一方给另一方让出权力。“清帝不是逊位给一家一姓的王朝，而是逊位给了一个未来的立宪共和政体，这是它与中国传统禅让的不同之处。”高全喜教授后来谈道：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存在南北之争；中华民国的建立，是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北方的改良主义者两种力量的妥协与折中，最后实现了合作。

与低烈度的辛亥革命相比，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内战而非革命——尽管历史学家称之为“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北方的联邦和南方的邦联作战，最终以亚伯拉罕·林肯的联邦获胜而告终。与中国的风从南边来不同，美国蓄奴的南方是落后的一方。通过这场南北战争，美国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铺平了道路，而且成就了美国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总统——林肯。但这场战争的妥协性是当然不足的，没有人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光荣革命。

清帝逊位的光荣革命，当然不是主动、高姿态的拱手相让，而是情势所迫、高压所致。与政治共舞的张謇，彼时也是在情势所迫下，由一个温和而坚定的立宪人士，迅速走上了民主共和之路。曾在军中教授过袁世凯诗文制艺的张謇，算是袁世凯的老师，但他终究教不会袁世凯领会宪政精神。武夫袁世凯有能力压倒“弱女”隆裕太后，他能够成为压垮清政府的最后一把稻草，但他也成了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把稻草。唯独裁者没有让步妥协。袁世凯终究是缺乏妥协精神、抛却共和思想的旧时代的人，在最后的最后，多少有点忐忑地登上了皇位——他拥抱了一把独裁的权柄，也斩断了自己立足的双腿。

（原载2011年11月11日《讽刺与幽默》，收入《2012中国杂文年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