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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黎明前的黑暗。

对付黑暗的，就是要点亮火把灯光。

在浙江，有三个重要的革命秘密机关：绍兴的大通学堂、杭州的白云庵、嘉兴的温台处会馆。温台处是温州、台州、处州同乡在嘉兴的会馆的简称，由反清志士敖嘉熊设立，这里上接上海苏州，下连杭州绍兴，交通便捷。杭州的白云庵，则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密聚集之地。西湖边的白云庵，在夕照山下，与雷峰塔比邻，原为宋朝名园翠芳园。在《西湖旧影》（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中，我看到了当年质朴雅致的老照片（见该书第194页）。清乾隆帝南巡时赐名“漪园”，这里沿堤为桥，以通湖水，水光潋滟，香云法雨。乾隆肯定想不到，这个安静之地，在20世纪之初成了反对他那个王朝的革命据点。白云庵曾先后两度被战火焚毁，第一次是咸丰年间，第二次是抗战时期。由于白云庵成了掩护抗日志士的处所，被日军发现后通过暴力强拆而毁灭，今已不存。

光复会革命党人，经常秘密聚集于白云庵。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魏兰、陈其美、王金发、吕公望等等，都曾在这里密商光复大计。当时这里的绍兴籍住持智亮和尚及徒弟意周，同情革命，明禅而达义。

徐锡麟最后一次到白云庵，是赴安庆任职经过杭州之际，“馆是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来庵集议，商浙皖同时举义事”（见《西湖白云庵与辛亥革命》一文，张任天口述，汪振国记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1981年8月第1版，第193页）。

吕公望是浙江永康人，早年参加光复会，后毕业于保定军校，曾参与光复杭州和攻克南京之役。吕公望后来在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中，回忆了在白云庵与徐锡麟见面时的情景，提到是秋瑾带他一起去见徐锡麟参加议事，徐锡麟临别时赠言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期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枝。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见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93页）。吕公望原名吕占鳌，辛亥革命后一度做过浙江督军兼省长，他当年就是为了不辜负徐公锡麟所望，才改了这个名字的。

徐锡麟正气浩然，但从他的临别赠言中也可以看到，他对革命初创阶段力量之弱有清醒的认识，对流血牺牲则有充分的准备。

1907年的清政府，尽管腐朽，但还未到不堪一击的地步。何况任何腐朽的王朝，都不甘心自己走向最后的崩塌灭亡。灭亡前的清政府有段时间像回光返照，在作垂死挣扎，使着劲儿要扑灭各地的革命野火——那些星星之火。

在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策动的第一次起义是萍浏醴起义，即萍乡、浏阳、醴陵三地会党举事，联手起义。但因准备仓促，领导人缺乏指挥才能，武器陈旧落后，起义最终失败。镇压了萍浏醴起义之后，两江总督端方看到长江门户上海以及南京一带的重要性，派出大批军警密探，大规模搜捕革命党人，其中光复会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后变节，供出了部分革命党人的别号——还好，叶仰高只知道别号。

叶仰高，浙江景宁人，早年曾在浙江青田读过免费的义塾，也曾留学日本。他被捕后得到营救，后来在光复南京关键之役——攻占天堡城时，担任敢死队队长的他，英勇作战，壮烈死难，时年32岁。人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多面体。如今，叶仰高也葬在杭州辛亥革命烈士墓群中，在“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之墓”里，就在徐锡麟墓的左手侧。

在叶仰高提供的名单里就有“光汉子”，并说光汉子已进入安徽官场。端方立马将供词密电告知恩铭，嘱他缉拿。由于徐锡麟是警察会办，恩铭便召他商议，并把端方的电文交给他看，要他迅速查办。徐锡麟看到自己的别号“光汉子”被列为黑名单之首，心中震惊，但脸上平静，表示立刻照办，沉静机智地应对。

其时形势已十分危急。按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的说法是“事机已迫，稍一退步，前功尽弃”。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了推翻黑暗的清朝统治，勇敢的鸡蛋开始了碰石头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