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 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 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升；有罪，则 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 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 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 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性，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 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另 外，假设我们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故事，必定别有 用心。对于这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处， 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 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 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 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 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 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 化，世界的前途倚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 人叫做马寅初。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 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 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 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 从1989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 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 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 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 该刊一位顾问（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 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 们此时是多么地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 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 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绝不了问题，所以这 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 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一个结论是：对于 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 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 地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 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 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 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 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 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 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 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 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 态，乃是深度压抑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 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 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 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 危机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