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在电话上听到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后，不出两三天即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赶写了一篇文章《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主要参考资料即是一九七○年以来她所寄我的信件，现成放在我书房的公文柜内，抽阅很方便。但张爱玲至迟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收到我寄她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即该同我通信了。某一天我查看原先专存先父、先兄家信的四只长盒，无意中发现其中一只早已改放了几个文学界重要朋友的信件，张爱玲大部分六○年代的信件也在内，可惜没有一九六三年以前的信，可能因搬家被我丢弃。我自一九六二年六月，从匹兹堡迁居纽约以来，虽搬了两次家，一次从六楼搬到二楼，另一次从一一五街搬到一一三街，所有的书信文件都未遗失。一九六三年以来张爱玲所有给我的信件都可以按年月有系统地排列起来了。

爱玲来信大部分找到之后，我当然也想起了三十多年来我自己给她更多的信。她经常在信上抱怨搬家遗失东西之苦，因之初在《对照记》上看到了“三搬当一烧”这句名言，我对自己的信件究竟保存了几封更不敢乐观。但人已不在，连我给她的信也觉得很珍贵，于是一九九六年秋我给了宋淇夫人邝文美一封信，问候二位的健康，顺便也问及爱玲遗物里有无我信札之事。文美嫂体弱，不写回信自在我意料之中。十二月四日我先后从蔡思果、高克毅二兄那里听到了悌芬兄去世的消息，除了在年卡上向文美嫂致唁以外，更不敢去惊动她。但隔不久我即收到《联合文学》总编初安民先生约稿的信，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这期书信专号上见到张爱玲给我的信。我想假如《联文》读者看到的，不只是爱玲的书信，而是我同她的信札来往（correspondence），岂不是更有价值，读起来也更有味道？因此在文美嫂最哀痛忙碌的期间，我不得不再去信麻烦她，并托克毅兄在电话上为我说项。终于在正月三十日星期四下午，我收到了文美嫂的航空快信和我的旧信十六封。星期五下午，她还来电话问我有无收到了信件。星期六又收到了她一封“扶病作复”的航空快信。文美嫂如此赤心待我，无以为报，只有好好写篇悼念悌芬兄的文章给她看看，也留给世人作参考。遗憾的是，这篇悼文至今尚未写出，文美嫂亦已作古。

在收到自己旧信之前，我已尽了一番努力，把所有爱玲寄给我的明信片、贺年卡和信札，凭其日期先后排出一个次序来。爱玲长圆形的字迹，个个端庄，认清不难。但她有个坏习惯，即在信末只写下某月某日而不记其年份。我自己也不好，多少年来书房里只有一座四只抽屉的公文柜，供保存信札之用。但六○年代以后，朋友的信札与年俱增而公文柜容量不变，只好把旧信从个别档案里抽出，放在大信封内，另作处置。同时我也只好丢掉好多信封以便容纳新信。这对写明年月日的信件，没有关系，但我把爱玲的信封丢了一小半，实在是自添麻烦。有好几封信，要做了好几种周密的考虑后，才能决定其年份。有时难免出错，我曾把信件编号一○二误作七十一先登在《联文》第一六三期。在《联文》第二一三期才更正，故连载时此信登过两次。

张爱玲的信大半写在洋葱纸（onion paper）上，隔了多少年，洁白如旧，折缝的地方也不会破裂。有些信则写在以纸浆（pulp）为主要成分的劣纸上，色泽早已转黄，折缝处黄色更深，且容易破裂。有大志的读者，最好从小养成用洋葱纸或其他高级纸张写信的习惯。说不定自己真会成了大名，连早年写的信件也有可能流传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