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作家正是这样走上文学之路并取得艺术成就的：

鲁迅可谓兼称思想家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侧重以思想为契机和归宿，但引发他拿起笔的动力，则是为民族前途担忧的情感。受到刺激，他明确了：疗救全体国民心灵更为要紧，于是弃医从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情怀，贯穿笔下字里行间。他的小说蕴涵振聋发聩的厚重思想，而他告诫年轻作者的是：“创作总根于爱”；“作文要热情”；“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曹雪芹多才多艺，若从事其他行业，生活本不致拮据。他却安贫于“举家食粥酒常赊，埋头著书黄叶村”，所为何来？唯情而已。促使他“十年辛苦不寻常”写下“字字看来皆是血”巨著的动力，是他对宝玉和黛玉的热爱，对女性和下层的同情，对“木石”姻缘的渴望，对“贾府”溃败的叹惋。“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一场幽梦同谁诉，千古情人独我痴。”

常把文学叫“人学”，医学岂不也是“人学”？或称文学为“心学”，思想论述更可谓“心学”。而文学管的是心中情，它与读者交流的渠道也在情。“因情入幻”，才好从文；“通情达理”，才好动人。因而，无妨戏言——文学是“情学”，作家乃“情种”，读者都是“性情中人”。

情，是一切艺术包括文学所固有的本质属性，小说家比一般人就是得更多情。

“没有对描写对象的爱，至少没有对它的诚恳、真挚的态度，就没有艺术品。”托尔斯泰指出，“如果艺术不能感染自己，那它就不存在了。艺术的秘密，就在于它能以某种感情感染自己。这种能力，使艺术家和一般人有所区别。”

这种以情感染自己的能力，固然首在先天素质，作家多是天生“情种”。但在此基础上增进后天修养，也可通过善于观察、敏于感应、扩展情趣而得到加强。

小说家应比一般人更热爱生活——像母亲爱孩子那样，事无巨细点滴关心；像孩子爱母亲那样，毫无杂念赤诚纯真。小说家对生活应如对情人，息息相关，心心相印，敏锐感知其脉搏与冷暖，及时把握其特点和意愿，既关切她大起大落，又体贴她一笑一颦，既熟悉其过去和隐秘，又倾心其理想与未来。这样，只有这样，小说家才可能真正了解并把握生活，做生活忠实的代言人和启蒙的引路人。

小说家应比一般人更多情善感——生活中有些微妙情理、细小变迁，一般人不大在意、时常忽略。身为小说家，则须为之心灵震颤，因之感慨万千。如鲁迅说：“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使小说家比一般人对人间冷暖，更多欢欣也更多忧患；对世态炎凉，更易激动也更易冷静。

小说家还应比一般人情愫常新——“只有传达出人们没有体验过的新的感情的艺术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托尔斯泰把感情新颖别致看作是评判小说真伪高下的标志。茫茫人世，芸芸众生，缕缕思绪，脉脉衷情，人如何都能感应。这就得高屋建瓴，体贴入微，听历史足音，观社会波澜，超前把握时代与群众总体的情绪，深入探究人性与内心潜在的活动，做到感人所未感，觉人所不觉。

当然，说作家是情种，不等于说其情感就可以脱离思想根源。除去自然本能，情感是社会性的精神现象，总要受到相应信念、意志和利益的制约，总会打上一定政治、文化和道德印记。其实，想脱离也办不到。鲁迅断言：“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风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