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很光荣，这本书被译成了中文，将同中国读者见面。他们会看到，我是以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的级别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我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们并不喜欢听到对中国使用“超级大国”这个词；他们认为，这个词包含着不能说出口的对别国行使霸权的要求，而北京是拒绝这种要求的。尽管如此，我对这三个国家仍然保持使用超级大国一词，因为与此有关的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今天，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三个大国的政策正影响着整个世界。虽然，还另有许多对世界具有伟大意义的国家：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加拿大、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最后提到的这两个国家如同三个超级大国一样，也是核战略大国，它们同样可以在远离本国边界的地区开战。但是，到本世纪末，对于将要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60亿人来说，不管谁在巴黎或伦敦执政，不管新德里、墨西哥城、拉各斯或其他国家的首都推行什么样的政策，它们所起的作用仍将是相当有限的。相反，来自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政府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它不可避免地几乎涉及整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没有戈尔巴乔夫和里根，1987~1988年以来就不会有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就核裁军条约达成的协议，没有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就不可能结束中国人和俄国人相互猜疑的敌对关系，这种敌对关系在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一直给亚洲投下阴影。没有邓小平倡导的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便难于做出仿效中国的决定。同样，这对世界上其他一系列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也是适用的。

70年代初，当我出任我国政府部长时，我就试图使自己对中国未来的作用形成一个总的看法——这在堪培拉、新加坡、东京，美国西海岸以及其他任何地方进行会谈时，都曾经是我关注的最重要的题目。我理解，太平洋沿岸国家长期以来所知道的是什么：中国释放的影响，与当时我们大多欧洲人想象的相比，要大得多。周恩来的邀请给我提供了在1975年亲眼看看这个中央大国的机会。遗憾的是周恩来已身患重病，无法接见我。我本人——在此期间已就任联邦总理——是访问北京的第一位德国意指当时的联邦德国——编者政府首脑。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时也很友好，但我的印象却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给了我深刻印象。劳动人民的勤劳使我赞叹不已。数千年古老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使我倍感钦佩。但是，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状况不好，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我认为，在经济上应当把中国看做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克服这种状况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使我深感厌恶。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对人以及对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竟然肆无忌惮地、残忍地进行迫害和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