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这部书时，中国尚未像现在这样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今天，研究中国对西方人而言已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反过来，研究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说也是重要的。在我看来，比起德国人或欧洲人，更不用说美国人了，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情况了解得更多。

不过，西方人如果研究中国，会马上明白一点：所有重大的经济、环境政策或地缘政治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不再能解决。在全球金融业的规则问题上是这样，在二氧化碳危害问题上是这样，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地区以及乌克兰这两大地缘政治危机上同样如此。

中国是伊拉克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同时是伊朗最密切的盟友，乌克兰则是中国最重要的军备和粮食供应国。这使中国面临着不同往常的新任务。因为，这个昔日的“中央帝国”几个世纪来不需要同别国交往，缺乏长期的同世界政治打交道的传统。如今，中国不能不对众多的全球性问题采取立场，而西方则必须习惯于只有在中国参与下才能解决这些议题。工业国家的八国集团会议——1975年我和我的朋友、时任法国总统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创立时为六国集团——今天已经不合时宜，尽管今年又举行了没有俄罗斯参加的七国集团会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该集团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50%，占世界上人口比例不到15%。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绝大部分来自该集团之外。就当今的多极世界秩序而言，二十国集团才是真正的框架。二十国集团是2008年11月才开始在政府首脑级举行会议的。中国在该机制中理所当然扮演着核心角色。

当我1975年第一次访华时，这些都是无法预见到的，尽管我那时已确信西方低估了中国的重要性。当时，我对上下4000年的中华文明已深感钦敬。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产生于拿撒勒的耶稣基督出世前约2000年，是刻在龟甲上面的。至于哲学、文学、自然科学、技术和医药，中国人曾长期领先于欧洲人。直到16世纪，中华文明和中国科学家还走在欧洲的前面。后来，中国停滞了，而欧洲人发展了一种名叫民主的东西，接着便是工业革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直到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殖民列强撤出除港、澳之外的中国以及帝制崩溃之后，中国人才得以投身于自己伟大国度的改革和复兴。

毛泽东以十分执拗的方式，在老百姓做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试图实现改革和复兴。毛是一个套不进任何范式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工业无产阶级，而毛在“大跃进”中却相信农村的农民无产者。他还在“百花齐放”中相信工程师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信青年人。但他尤其相信革命，相信能够使这个富有传统的大国快速实现现代化。在他生命的末期，中国还是重新登上了世界舞台。不是毛不得不前往美国，而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去了中国，以便与中国结成反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与之吵翻了的苏联的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