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时代，除了门罗主义、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威尔逊的14点（指1918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就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的14点停战议和建议，此建议在巴黎和会上未获通过——译者）原则和1929年纽约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五之外，我对美国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对美国文学的了解只稍好一点，因为我在课外读过麦尔维尔的作品《流动侦探》。儿童时期当然还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也读过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及其短篇小说。而后读了几本杰克·伦敦的书和埃德加·爱伦·坡的恐怖小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桑顿·怀尔德的杰作《圣路易斯雷的桥》。

但是，对美国革命，对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对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或乔治·华盛顿，当时在德国长大的青年几乎都是一无所知的。对美国民主或亚历克西·戴·托克维尔（亚·戴·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曾出任法国外交部长，著有《论美国的民主制》——译者）的作品，对亚伯拉罕·林肯解放奴隶，当然也毫无所知。对美国20世纪的优秀文学作品，则几乎从未听到过。

当时，人们把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做“财阀”介绍给我们，称这就是大金融资本的垄断巨头。这种与庸俗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轻蔑，在我思想上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因为，我的姨妈玛丽安娜——我母亲的一个姐妹——根据她自己的经历，把美国说得一无是处。她是一位失败的女歌唱家，曾在明尼苏达州教了15年钢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由于精神忧郁而离开美国，回到了汉堡。她的境遇并不好。虽然她谈起她在美国的朋友以及我们在德卢斯的亲戚时总带着一种称赞的口吻，因为这些亲戚接待了她，并且经常给她以帮助，但是她带回来的对美国总的印象却十分消极。总而言之，战争爆发时，我对美国的了解极少；而且，我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想象含有一种消极的色调。

直到战争期间，当反美的煽动宣传出现时，才促使我意识到，美国必定也有它好的一面。否则，戈培尔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在我们的心目中贬低美国呢？早在1941年6月，当希特勒开始远征俄国时，我明白了这将是我们的末日。我顿时回想起了拿破仑对莫斯科的进军和他在撤退中的惨景。在我看来，辽阔无垠的俄国是不可征服的。当时我曾和一位叔叔发生争吵。我在1941年夏天对他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德国人都得进地洞，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在木棚里生活，这使他气愤至极。1941年12月，当希特勒的亵渎神灵挑起美国投入反德战争时，我想起了美国在1918年对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我感到惊骇，并且觉得自己对战后可能进木棚生活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当时我们虽已深入俄国，离莫斯科不远，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为幸存而战，争取不被俘虏。可以说，我们当兵的早已把各种联想丢诸脑后了。

过了三个冬天，在阿登攻势即美国人称之为“最后一战”失败之后，我才第一次遇到美国人。确切些说，我遇到了他们的重炮火力，他们的“雷鸣”和“闪电”，但并未看到一个美国兵。他们总是在我们由于遇到密集的炮火和令人窒息的美国制空权——美国空军从早上到黄昏几乎垄断了空中——而精疲力竭并且后撤之后才发起进攻。我认为，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作战是没有意义的。我对我的司令官说，应当让美国佬尽可能地深入德国，并且集中力量抵抗俄军。这位司令官愤怒地拒绝我的建议，但没有告发我。也许，他也像当时许多德国兵那样，认为在中欧马上就会出现美俄冲突，但他只字不吐。